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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就绪，我叫了一辆四点的马车，”诗人雪莱记录道，“我等着闪电与星辰变白。终于到了四点钟，”他继续写道，“我走了出去。我看到她。她走向我。”7
十七岁未满的玛丽·戈德温与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这次出走并不是一次普通的私奔。这个女孩肤色如牛奶般白皙，有着充满穿透力的睨视目光，是一个天才。她八岁时就发表了一首叙事诗。她的父亲威廉·戈德温，说她有“某种飞扬跋扈和生机盎然的心智”。在1814年的7月28日，当她和她的继姐克拉拉·玛丽·简（Clara Mary Jane，在家里被叫作简，她现在更为人知的是克莱尔·克莱蒙[Claire Clairmont]这个名字）悄然逃离她们父亲在伦敦的居所时，这两个女孩也带上了她们的作品。玛丽把她的身份文件（和她父母的情书一起）装进了一个盒子带走。她向雪莱保证他会读到“她心灵的作品”。不仅仅是阅读：他会去“研究”她的写作。在这个作为同居导师的诗人的鼓励下，两三年后玛丽将会创作出《弗兰肯斯坦》——对十九岁的年纪来说，这是非凡的成就。
玛丽穿着雅致的花格呢裙，在雪莱拜访她父亲时遇到了他。他高挑，双腿修长，在周围人都领结齐颏的年代穿着开领衫。他炽烈凝视时，肩膀会微微耸起。玛丽，这个一直被保护着的无邪少女，对这个陌生人产生了无法抗拒的激情，并被这阵激情唤醒。如同那个比她更加年幼的朱丽叶在父亲家中与罗密欧面对面相遇的时刻一样，玛丽也立刻陷入了绝对的爱情。“我是你的，只是你的，”她在自己抄写的雪莱的诗歌《麦布女王》（Queen Mab）中偷偷地写道，“我将我自己交予你，作为我神圣的礼物”。8
她的存在仿佛被这次彻底的委身所定义，正如她几个月后对雪莱的朋友托马斯·杰佛森·霍格（Thomas Jeferson Hogg）倾诉：“我如此温柔而彻底地爱着他，我的生命悬于他的眼波，我整个灵魂都全部缠绕在他身上”。
他殷勤又细腻，对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毫不在意。他有足够的安全感去承认自己阳刚外表下的阴柔元素。正如玛丽所说，他“柔软如女人，坚定如夜晚的星辰”。[1]
但这并不是盲目的爱情；欲望之中存在着认可。她感到自己被他的奇特所“贯通渗透”。雪莱击中了她，如同他会击中每一个人：他不同于任何其他男性。他有着想要改造世界的远见卓识。他想要为被剥夺了正义的人寻求正义，想要消除政治和家庭的残暴专制。不过，双亲都是革命者，对她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雪莱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心存的仁爱，他也想要将这仁爱洒向一切生命。这个男人不会为了一次伤害而实施报复；他的宽容反而会改变施害者，所以当玛丽称他为“我神圣的雪莱”时，她也并非完全在编造神话。
阻挡激情的障碍只会加剧她的激情，就像朱丽叶对被禁忌的罗密欧所怀有的热切一样。比玛丽年长六岁的雪莱已婚——在玛丽的父亲看来这婚姻是幸福的。但让威廉·戈德温没有想到的是，五个孩子中他最疼惜的一个，也是在理性的自制力方面最像他的一个，会如此寡廉鲜耻，堕入通奸。
“你是谁？”他在《致玛丽》这首诗中问道，“我知道但我不敢讲。”
唯有和雪莱一起，玛丽才能够“揭开”自我认知的面纱。在这两人之间上演的欲望戏码，是关于知晓与谜团，讲述与缄默。想要革新世界的雪莱也意图将革新带给女人，这对于玛丽来说诱惑十足。表面上，她显得沉默而认真，她的思想是“一个封存的宝藏”。而雪莱打破了这层隐私的壁垒。他的声音为她喝彩，并为她打开了新的思想渠道。曾经对她来说，奇异和多变的思想受到约束是一种“精致的痛楚”，而现今，这潮涌却在按它应有的样子前行，加速。和雪莱在一起让她发出了声音，像她说的，这声音获得了一种“天然的调制”，并“带着无限的自由去交流”。
和玛丽“封存的宝藏”遥相呼应的，是少年雪莱在一个敌对情绪堪比战火纷飞的公立学校中，为了生存下来而营建并保卫的“秘密仓库”。这种内心的力量生长，带有一种“孤独的意味”。作为乡绅的儿子和继承人，在伊顿公学受教育的雪莱是一个选择了做局外人的圈内人。他珍视自己的“古怪之处”并让它们“隐秘地呈现”。他知道自己会被误解，“像一个栖居在遥远而荒蛮土地上的人”。他孤独且敏感的存在与循规蹈矩的父亲相左。他渴求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并在玛丽身上发现了同类，尽管她是那样年轻。他们都拥有被雪莱称作“最隐秘的灵魂”的东西。雪莱发现，她的神志仿佛是被拨动的和弦，为“一个令人愉悦的嗓音”伴奏，与他自己的声音一同震颤。10
玛丽与雪莱传递的爱融为一体；这活力格外赋予她力量，因为它不是来自天堂而是通过共鸣传来。他的举止是毫不造作的，轻松到她可以随意倚在他胸口或膝上，当这对出逃者抵达海岸出海时，她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是从巴黎开始步行至瑞士。这是一个风暴横行的海峡，浪潮冲击着小船。但当他们停泊在加来的沙滩上时，雪莱却看到了一片宽阔的红色光亮。
“玛丽，看，”他说，“太阳照亮了法国。”好像他在宣告一个新的人生。
对他来说，她看上去“对所有未来的邪恶毫无察觉”。那为什么仅仅在两年之后，她却构思出了一部有关彻头彻尾的骇人邪恶的小说呢？
众所周知，《弗兰肯斯坦》是有关一个科学家造出了一个超凡人物的故事。那么这个人物的本性是什么？他会做什么？无父无母，人人避之不及的他转向了暴力，身形带来的能力使他造成的破坏耸人听闻。“弗兰肯斯坦”作为一个词语进入了我们的语言，他代表了危险的试验会导致失控。这部小说将惊悚元素和普世问题相结合，它一直受到固定小群体的喜爱追捧。暴力是天生的？还是由于情感匮乏而被诱导而生？是父母缺失和社会歧视的结果吗？这是一个年轻女人提出的问题，作为局外人的境况使她足以进入一个怪物的心境。与雪莱的私奔将她置于社会之外，在他们旅行的过程中，她也目睹了人类的残暴。
这本书的核心是一个从怪物被疏离的视角讲述的故事。像麦克白一样，作者敢于将一个有人类情感的声音赋予一个凶手，在这里他是人的构造，但却又是一个异类，其骇人之处显而易见。11
小说发表后的两个世纪以来，曾被无数次改编成戏剧和电影，但是《弗兰肯斯坦》诞生的神话却延续至今。在由雪莱和拜伦对哥特小说的讨论而引发的一个梦里，玛丽·戈德温毫无征兆地突然构思出了《弗兰肯斯坦》。雪莱在为小说写的序言记录下了这个回忆，十五年后，当两个诗人都已去世，玛丽将它扩充，这段轶事也把《弗兰肯斯坦》和他们不朽的名字联系了起来。就这样，玛丽被锁定在了这两个男人和他们所读之书的阴影中。但想要开启这个久远的哥特惊悚小说的战栗背后的隐密故事，我们必须要回到玛丽的家庭，回到那个受人尊重但多少带有污点的父亲的形象，回到她的继姐简在经历“惊悚症发作”时被压抑的东西，回到在通往《弗兰肯斯坦》的路上，玛丽自己的观察和情感——正是这一切，引领她造就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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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年8月30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分娩后第十天去世。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对她的父亲产生了强烈的依赖。这不是一个寻常的父亲或鳏夫。在那时，政治哲学家威廉·戈德温是一个名人。两代的思想家都读过他革命性的论著《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两个天才将名垂史册的伦敦人——柯勒律治和查尔斯·兰姆——会来到城里的斯基纳街41号，这是戈德温书籍遍布的住所。他们的谈话是他女儿教养的一部分，而玛丽也意识到，一个被这样的父亲养育长大的女孩会独立思考，并能超越女性教育的局限。
玛丽的父亲鼓励她写了第一本书，那时的她是一个被一首流行歌曲迷住的小孩。《不记道先森》（Mounseer Nongtongpaw）是一首谐谑诗，讲述了土里土气并蠢笨至极的约翰·布尔去法国旅行时（在1802—1803的短暂和平时期[2]）犯了许多愚蠢错误的故事。他用英语和法国人讲话，并把法语中的“不知道”听成了一个叫作“不记道”的显赫人物。戈德温在1805年发表了这部作品，就在这一年，他在斯基纳街的转角处开办了一座青少年图书馆。
戈德温认为玛丽长得像她的母亲，他的人生挚爱。从一幅小画像也确实可以看出，她们的嘴角有相似的弧线，她们还同样有深深凹陷的上唇。但是玛丽更像她的父亲，高高的前额，苍白的面容和修长优雅的鼻子。她有着她父亲的勤奋和阅读品味。12
她花了很久去努力接受那个1801年末降临的打击——她挚爱的父亲再婚了。从那时起，她和父亲的亲近就开始受到一个脾性让她无法信任的继母的挑战。玛丽对她的厌恶是本能的：“她是一个我想到就会发怵的女人”。
玛丽·简·维尔（Mary Jane Vial）将自己佯装成一个要为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查尔斯和简——负责的寡妇。（她使用的名字“克莱蒙夫人”，可能是从1798年的一部哥特小说《克勒蒙》[Clemont]得来，简·奥斯丁1799年完成的小说《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中的女主人公就为这个体裁中过分的恐怖所惊吓。）克莱蒙夫人可疑的名字和晦暗的过去让戈德温同一天在伦敦不同的教堂分别和她结了两次婚。可以想见，作为天主教徒，她会想要一个天主教的仪式，但同样可能的是，戈德温想要为她的多重身份取得法律庇护。因此，戈德温夫人一怀上他的孩子，他就做出了负责任的举动（正如他和正怀着玛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结婚时一样）。
“第二个妈妈”（戈德温如是介绍她）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她戴绿色的眼镜，曾做过编辑和翻译。尽管她在图书行业的经验让她可以是戈德温的贤内助，但她喜怒无常——“坏孩子”是查尔斯·兰姆对她的称呼。她会因为离家出走而让家人们惊恐，然后她又会回来。
当戈德温仍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单身汉时，他很穷，这是他到四十多岁才结婚的原因之一。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健在时，尽管他们也被金钱问题困扰，但还能勉强糊口并快乐地在一起，尽管两人是迫于舆论不情不愿地结婚的，但他们都迅速全情投入了婚姻生活。但这位“第二个妈妈”却不同：戈德温所有的朋友都认为她不如他的第一任妻子。新妻子的影响吞没了这个智慧超凡且忠诚的男人，她改变了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他变成了一个积习难改的借贷者。
接下来，玛丽·简扭曲事实的恶习发泄到了戈德温的女儿们身上，特别是最大的女儿——戈德温的养女芳妮。芳妮是沃斯通克拉夫特之前一段关系中所生的孩子，男方是一个叫吉尔伯特·伊姆雷（Gilbert Imlay）的美国人，他出身于费城一个富裕的航运家庭。他们都并不知道芳妮的存在，而且伊姆雷的浪荡人生也让他不可能抚养孩子。13
芳妮母亲的死亡，第二个妈妈的到来，以及不久后一个儿子小威廉的出生，都让她处在弱势的位置，因为她是在戈德温家的五个孩子之中，唯一跟父母双方都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在戈德温做单身父亲的那些年，他身体力行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信条，她认为家庭成员间的感情应该是教育的基础。一天，他恰好要外出，就让“第二个妈妈”去亲吻她的继女们，但仅当她自己愿意这么做。这个补充条件暗示出，其实她对这两个要她负责的小女孩儿并不是自然地心怀关爱。
为了父亲的缘故，芳妮曾尝试去看“第二个妈妈”的优点，但随着成长，她越发受伤。戈德温夫人着意对芳妮摆明她就是一个多余的累赘。于是那个活蹦乱跳的“芳妮儿”，那个沃斯通克拉夫特钟爱的孩子，那个曾陪伴母亲去斯堪的纳维亚旅行的孩子，那个曾经是她母亲的安慰并睡在她怀里的孩子，就这样长成了一个消沉的人。
戈德温由于被生意上的事务烦扰，于是将控制权交给了他的妻子。芳妮尽力顺她的意，而玛丽却不愿屈从。芳妮任由“第二个妈妈”的摆布，变成了一个永远不会有人来拯救的灰姑娘，但是玛丽却反抗她们的继母。
在玛丽成长过程中，摩擦一直在升级。在她十四岁时，戈德温把她遣送到住在邓迪的巴克斯特（Baxter）先生家里，他是戈德温的朋友，有两个女儿。关于送玛丽离开这件事，戈德温给出的理由是健康，但这听起来并不令人信服。更可能的是，玛丽不得不离开。“健康”有可能是精神健康的一个委婉说法，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两个女儿都从她们的母亲那里遗传了抑郁症的倾向。
正是玛丽在苏格兰期间，雪莱在斯基纳街拜访了戈德温夫妇。尽管雪莱反叛一切形式的权威，但他却敬仰戈德温的政治观点。1810年在牛津大学时，雪莱和他的朋友霍格发表过一篇叫作《无神论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Atheism’）的文章。当被校方盘问时，他们拒绝认错。于是大学必须要开除他们。雪莱的父亲提摩西·雪莱（Timothy Shelley）爵士将他逐出家门——尽管由于法律原因，他不能剥夺他的继承权。14
这个诗人决心要顺着戈德温的路线去革新：去重现那些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所说的我们天性中存在的仁慈之心。戈德温和雪莱都相信，人需要从压制他们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中解放自我。这正是雪莱在他反对宗教的宣传册上所写的。
雪莱相信戈德温仍然坚守他1793年的书《政治正义》里的思想——但后来却发现戈德温自己变了。法国大革命的流血牺牲让他转而相信，不能正面对抗强权，而是要通过写作和指导那些寻求他教诲的人们来改变下一代人。当雪莱在1812年来到他门前时，戈德温对他的鲁莽印象不佳。他斥责雪莱对他自己父亲的敌意，以及他对爱尔兰叛乱的支持，斥责他如此着急地去发表更多有煽动性的小册子而不考虑后果。戈德温以他一向的坦率态度，说雪莱是在炫耀。
雪莱很开心。他完全没有恼怒，因为他一心只想领会戈德温的道德立场。当雪莱因发现戈德温如此让人精神焕发而感到振奋时，戈德温也欣喜地发现，他的这位追随者是个语言大师，并且还是二十万英镑的继承人，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财产。15
尽管雪莱是作为戈德温的追随者而来到斯基纳街的，他也同样热切期待能认识芳妮，这个早年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塑造的女儿。甚至在他和芳妮见面之前，他就邀请她去北德文郡海岸的林茅斯，与他和他年轻的妻子哈丽雅特（Harriet）过夏天。出乎雪莱意料的是，戈德温并没有允许——他说，他没当面见过一个人之前都不能算认识他。
当雪莱来赴宴时，芳妮十八岁，她是一个有着棕色长发的年轻女子，脸上有儿时得天花留下的斑点。她的另外两个妹妹都没有出现。十四岁的简当时在寄宿学校，刚刚十五岁的玛丽在家但并没有参加。就此一次，芳妮没有被她的姐妹比下去，尽管戈德温仍在力荐玛丽。玛丽“非常像她妈妈”，他不断地对雪莱说，但那个时候，他机敏鲜明的蓝色双眼正聚焦在芳妮身上。那天晚上，她已不是那个原先闷闷不乐、急于讨好人的年轻女子了。雪莱想要了解她的意愿也唤起了她身上属于她母亲的那份热切的口才与诚恳，这份活力也正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芳妮身上赞许过的品质。
雪莱着迷于芳妮仁慈的敏感，以及她的想法——他后来将这个想法据为己有——她认为诗人是这个世界上未被承认的立法者。与他耸起的肩膀相平衡的，是他扬起的浅粉色长颈，他的那些词句就从这里源源涌出。他有着一种公然的乖张，这来自一个毫不畏惧自己观点的人，但与之相应的，是他警觉的举止。他激越而消瘦，窄胸窄肩，以偶尔心不在焉地从兜里取出的面包和坚果为食。他浸在凉水里清洗过的卷发蓬乱着。他的后脑勺扁平得古怪。16
雪莱和芳妮彼此倾慕，以至于当雪莱再次造访斯基纳街时，“妈妈”认为应当将芳妮送到她毫不亲近的姨妈们（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姐妹）家里。如果芳妮一直在这里占据着雪莱注意力的中心，那么他可能不会将他的感情转向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二个女儿身上。
第二次邓迪之行之后，玛丽在1814年3月回家了，她和“妈妈”之间的摩擦再次爆发。玛丽经常躲到她母亲在圣潘克拉斯教堂的墓地那里。这个地方让她能够阅读，并和这个世界已经失去的那位女性楷模进行交流。
5月5日，雪莱出现在斯基纳街，玛丽也在那里。那个月他来了七次，并在附近的哈顿花园住了下来。接下来，6月8日，他将他在牛津的朋友、正在准备律师考试的霍格带来见戈德温。当这两个年轻人在戈德温的书房等他时，雪莱不安地来回走动，问霍格戈德温这时会在哪里。接着门轻轻地打开了，一个穿着格子裙的苍白女孩用“兴奋”的声音说，“雪莱”，雪莱用“兴奋”的声音呼喊，“玛丽”。他立刻奔出书房去同她讲话。
他们之间的火花已然在眼神和举止间显而易见，依雪莱看，是玛丽主动出击。1814年6月26日，在简毫无警惕的监护下，他和玛丽来到了她母亲的墓前，并在那里向她倾诉了自己的过往。
事后，雪莱告诉霍格说，当玛丽·戈德温宣告自己属于他时，没有言语可以比拟这个时刻的“崇高”。如果他对这个场景的叙述是准确的，那么他并没有提及他的婚姻。但是玛丽也察觉了关于他婚姻不幸的蛛丝马迹：他暗示说，哈丽雅特已不爱他，而且她怀着的孩子都有可能不是他的。即便如此，对于玛丽来说，宣告自己的感情也仍然是离经叛道的。
所有雪莱的顾虑都被玛丽的直率与心甘情愿所抵消，她相信他们在一起是命中注定的，这信念和朱丽叶一样坚定。她的独特在语调和音色中就已十分明显，那是一种混合着温柔和出于信念而渴求同等承诺的声音。她柔顺的秀发散落双肩，随着脑袋的转动而飞扬，他对这样一个女孩的回应也同样火热。后来他告诉她：17
你在你年轻的智慧中
是多么美丽、平静与自由，
当你挣开并撕裂这凡俗的锁链……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这种狂喜中的一部分。“我将要与你/受人爱戴的名字结合”，这是雪莱在回忆玛丽父母的惊人胆识时写下的诗句。这位十六岁的女孩是那个“胸怀抱负的孩子”，她母亲的盛名
闪耀在你身上，穿过那撼动今日，黑暗狂野的暴风雨；
而你能够从你母亲那里，
获得那不朽姓名的庇护。
玛丽表白后的那一天，对雪莱来说好像是他真正的“生日”——这或许也是指他们大胆逾越禁忌的那一天，他们把简打发走，第一次做爱。
简的在场并不是偶然的。她不只是社会习俗所要求的监护人；雪莱对她也有意，他曾经去她的寄宿学校拜访过她，而且他们也一同散过步。用独立的头脑思考和行动是戈德温的家教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么在这点上，简和玛丽被塑造的方式是相同的。简同样也想写作。事实上，她先于玛丽构思出了一个局外人的故事。她想塑造的是一个由于激怒了世俗而被人们称作傻瓜的女人。
雪莱立即向戈德温表明了他要和玛丽在一起的计划，他的嗓音过高了一些，紧张得几乎说不出话。由于戈德温在《政治正义》中反对婚姻制度，雪莱因此期待玛丽的父亲会准许。
“他疯了。”戈德温在他的一个朋友面前勃然大怒。
戈德温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很复杂的位置上。和他的愤怒相冲突的，是雪莱正在代表他协商一笔一千多镑的贷款。后来戈德温说，雪莱是在7月6日协商敲定之后才表达他的意愿的，但戈德温实际上的反应却是拖延，并在接下来运用了他不容小觑的论理能力去阻止他认为是雪莱的主动行为。和许多有热情女儿的家长一样，他认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色诱”的行为。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邪恶的。
哈丽雅特·雪莱对她丈夫的音讯全无感到忧虑，于是她从巴斯来到伦敦。在她和雪莱关系紧张的时期，她、她的姐姐和孩子就独自待在巴斯。过去的三个月，他们没有住在一起，但性关系也并没有完全停止，因为哈丽雅特在三月底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她在七月宣布了她怀孕的消息，也恰好是这个月，雪莱对她透露说，他现在的责任已经只是作为朋友而不是丈夫了。
这次面谈很有压力，于是他做出了“抚慰”的姿态，尽管他告诉哈丽雅特，“你从未以足够的激情充斥过我的心，这不能怪我”。他承诺自己还会对她有持续的感情，并保证她一定会找到下家，这促使他的妻子接受了现在的状况。她会将玛丽看作是受到“专制压迫”的人而同情她吗？而玛丽会给哈丽雅特寄去一些手绢以及他们拥有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遗著吗？哈丽雅特确实想过，玛丽是在用她的母亲诱惑雪莱。
受到来自两方恳求的压力，一边是哈丽雅特（那时已经有五个月身孕），另一边是戈德温的要求，玛丽似乎退缩了。雪莱夫人被告知，玛丽会尽己所能拒绝雪莱的追求。
而雪莱的回应是服下过量的鸦片酊——剂量不足以致命。午夜时，戈德温的房门被雪莱的房东敲响；戈德温冲到哈顿花园，发现雪莱已被当地医生接手。戈德温夫人接下来照顾了他一整天。19
尽管肉体分开了，玛丽和雪莱却在通信。起初，信件被热心的简偷运出屋，接着，当戈德温禁止她这样做之后，信件又被书店送货员送出。每天玛丽和简在查特豪斯附近散步时，他们还会秘密会面。7月25日，戈德温给雪莱写信提出请求。他评判这个诗人的感情是“善变和一时的冲动，这压倒了任何一种对于诚实的心灵十分珍贵的冲动”。他认为哈丽雅特是“一个纯良并值得称赞的妻子”，并且要求雪莱放过“他年幼的孩子纯洁无瑕的名声”。
戈德温通常不会表露出他的感情，但他在为玛丽提出这个恳求时，他的感情却很激动。“我不敢相信你以一个捐助人的名义进入我的家门，却留下了一团无尽的毒药来蚕食我的灵魂。”
考虑到这封信的力度和雪莱对戈德温的尊敬，那个夏天本来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没有晨吐的出现。玛丽怀孕了。于是，这对情侣在热心但蒙在鼓里的简的陪伴下，启程去了法国。
将自己置于一个已婚男人的庇护之下显然是一个灾难性的举动。在这个阶段，玛丽不可能知道雪莱有多容易被其他女性吸引，以及他是否会被某个可爱的落难少女吸引过去。玛丽也不太可能知道雪莱的祖父，比希爵士，曾为他的情妇和四个孩子置过外室。雪莱家族保持了他们作为可敬得体贵族的地位，因为他们遵循了“遮掩”这一行为准则。雪莱与玛丽的婚外结合实际上在他的家族历史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雪莱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他缺乏谨慎，至少最开始是这样的。
损害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的名声，这并没有困扰到他，就好像当他和哈丽雅特·韦斯特布鲁克（Harriet Westbrook）私奔时，也没有受到什么困扰一样，哈丽雅特那时也是一个在家庭保护下长大的女学生。当时的情形下，他可以结婚。但是这第二次，当他和玛丽·戈德温私奔时，他却有一个妻子和孩子要考虑。同样的冲动又在作怪了。他抛弃了他一岁的女儿艾安茜（Ianthe）和一个未出生20的孩子，而且他不会没有意识到，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如果又公然犯了通奸罪，那么除非他回到妻子身边，否则他想要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抛弃；他幻想哈丽雅特也会像简一样，作为一个依恋着他的朋友继续留在他身边。在他所处的上层阶级，人们不会因为不忠而大惊小怪。但牵扯上像哈丽雅特和玛丽这样单纯的中产阶级，注定要带来麻烦。
当他们正要离开家时，玛丽停下了马车，要去做“一些事”。在这最后时刻，她是对这样偷偷摸摸离开家感到有些不情愿吗？或者怀有一些她并没有告诉雪莱的愧疚？她并不是像莉迪亚·班纳特（Lydia Bennet）那样粗心大意的无脑之人，和一个无赖跑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在《傲慢与偏见》中，莉迪亚留下了一个欢脱的、毫无信息的便条。但玛丽回去却是给她父亲留了一张我们确定是有明确信息的便条，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在他的梳妆台上看到了这张便条。
戈德温惯常的行为是冷静而理性的。但现在，他是一个被欺骗了的父亲，这让他恼羞成怒。雪莱是“放荡的”，是一个“诱奸者”，并且“背叛”了他的款待。戈德温欣然接待了这个年轻的革命者（难以想象还是一个准男爵的儿子），是带着足够的期待，希望他能投资一些有价值的计划，比如戈德温资金短缺的出版社。这个青少年图书的出版商有一个绝佳的书单，包括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但一直负债累累，难以为继。可现在看上去好像是戈德温为了拯救自己的事业而交易了他的女儿。他不能原谅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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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给她父亲的便条应该透露了他们的去向，因为在去往多佛的路上她害怕被追上。他们用了四匹马，为的是甩开升温的速度，那时的炎热异乎寻常。第一天的出逃是一场比赛。
但玛丽错了。她的父亲并没有追她，他还警告他的妻子（她确实去追简了）不要跟雪莱接触，他可能有“暴力倾向”。事实上，雪莱对女性很温柔，戈德温的想法反而暗示了他自己正处在不常见的暴烈情绪中。21
戈德温夫人在加来追上了那些离家出走者。显然，她的行动并非是为戈德温，而是为她的女儿。她唯一的目的是要说服她自己的女儿回家。当简拒绝后，戈德温夫人没再吭声。雪莱和玛丽在她回港口的路上撞见了她；没有人破除沉默的鸿沟。这其中的信息很明显：必须要避开玛丽·戈德温。
为什么戈德温没有去追玛丽？实质上他是对如此年轻的一个女孩关上了家门，将她弃之不顾，为什么？这是让人困惑的行为，玛丽自己也觉得这难以解释，尤其考虑到她和她父亲之间特别的纽带。在戈德温对玛丽的抛弃背后一定深藏着某些他们之间相互的情感，尽管他个人的想法很难揣测。但事实无可辩驳：他要抹去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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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爱侣搬去了巴黎。他们觉得杜乐丽花园太正式了而且没有青草，不过这没关系。“我们回家后开心到睡不着觉”，8月2日星期二，雪莱在他们一起写的《日记》（Journal）中记录道。第二天，在玛丽大声朗读拜伦的作品时，他们激烈的感情好像让他们将这些诗占为己有。就是在巴黎，玛丽打开了她私人的宝箱让雪莱看，那里有她的作品和她父亲的信。“她躺在我的怀里”，他记录道，那个上午在“愉快的谈话”中过去。
除了爱情和令人迷醉的肢体亲密，书籍是他们的结合中核心的部分。玛丽和简立志要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就好像今天有抱负的人要上大学一样。即便这是一所资金短缺的“流动大学”，它却在智力的高度上野心勃勃。这两个年仅十几岁的女孩，早于那些有志向却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几代人，穿越国界，带着书籍，脑子里装着还没讲出来的故事。尽管她们的行为代价巨大，但她们又异常幸运地有两位卓越的人物去指导她们的阅读：开始是戈德温，现在是雪莱。玛丽的父亲敦促她成为出色的人；雪莱也同样。除了他们作为爱人之间的亲密，雪莱对她的学业也是绝对支持的。22
这个家庭教师已经发表过她关于女孩教育的先进观点，对她来说，这种可能性通过玛丽这个角色已渐渐进入实践。她从挫折中幸存，并想要奔向未来。这个虚构的小说形象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信条是一致的，她相信女性在个性上的改变必须先于她在更加公共领域内的进步：“我喘息的灵魂仍然向前推进，并栖居在未来之中，在这黑暗笼罩的深深阴影里”。
这部小说慨叹，女性都依赖于一套陈旧的叙事生存，不能重塑她们的人生。它期许有一条敞开的路，“让她们能够去追寻更长远的独立”。
在一个又一个简陋的旅馆，玛丽、简和雪莱组成了一个阅读小组。他们专心致志地领会《女权辩护》和《女人受罪》（The Wrongs of Woman，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二部小说，于1798年她去世以后出版），以及《玛丽》和戈德温的《政治正义》。这三个旅者将他们的思想准则付诸行动，包括他们对婚姻作为一种财产形式的反对，这让三人在革命的纯粹性上超越了他们的前辈。
他们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字以及她对理性的信仰而鼓舞：“那些有足够胆量领先于他们所生活时代的人们，会通过自己思想的力量去摆脱偏见，而这个世界更加成熟的理智也迟早会否决这些偏见，这些人必须要学会勇敢面对指责。”
他们的旅途要穿过一片遍布饥饿和穷困的地区，这是当年二月拿破仑的失利造成的。玛丽后来回忆起塞纳河畔的诺让镇成了一片白色的废墟，白色的尘土覆盖花园。战败的一方形容惨烈，不梳不洗，旅馆也非常肮脏，有时旅客无法睡觉。一张床无非就是一张铺在草上的床单。在奥塞莱斯——特鲁瓦迈松，简说，当老鼠把冰凉的爪子放在她脸上时，她必须去躺在玛丽和雪莱的床上。23
在曾经美丽的圣奥宾村，哥萨克人连一头牛都没给他们留下，没有人有牛奶喝。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男人，他的孩子们都被哥萨克人杀死了。
“暴力从此统治这个世界，”玛丽的母亲曾在《女权辩护》中断言，“人习惯了在野蛮的状态下向权力俯首帖耳，那么他将无法把自己从这种粗野的偏见中解脱出来。”她的女儿也用了“野蛮”这个词：“这些野蛮人在进攻时散布的破坏是无可比拟的，”玛丽观察到，“或许他们没有忘记莫斯科与俄国村庄的毁灭（在拿破仑1812年攻击俄国时）；但我们现在在法国，这些房子被烧了的居民的困苦……激起了我对战争的痛恨，这种痛恨只有在亲身游历过这个被劫掠、被糟蹋的国家之后才能感受到，人类傲慢地对他的同胞手足施以迫害。”
尽管玛丽起初坚信爱可以战胜邪恶，但她被迫要去重新看待眼前的场景。她观察到，对平民施行的罪恶是如何被一些人扭曲的自怜所鼓动，他们还把对无辜者的杀害辩护为复仇。
他们在法国的一路上，洗澡水都是短缺的。也没有洗脸盆，所以他们经常只能在村庄水泵那里洗洗脸和手。当他们接近边境小镇蓬塔利耶时，雪莱向玛丽提议在路旁的浅溪中洗浴。玛丽的借口是，她没有浴巾，于是雪莱提出可以拿一些叶子来擦干。这个提议被她默默地拒绝了。是机敏的简在她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个场景。
在蓬塔利耶的一天晚上，玛丽在试图和雪莱一起嘲笑他们不太可靠的车夫时说，男人是一千种困难的源头。
雪莱问她为什么突然看上去很悲伤。
“我想到了我爸爸，不知道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你这么说是在指责我吗？”
“哦！不！”她把这件事搪塞过去。“我们别再想它了。”
简意识到玛丽是多么爱她的父亲。而简也又一次写下了玛丽没有记录的内容。一个保护壳包裹住了她的反叛、温暖、欲望和忠诚（这点上她和她的父亲很像，这让她一直和他气味相投，哪怕在他们关系疏离时）。她骄傲且敏感，除非被珍视或被支持，不然她不会贸然上前。让这种含蓄节制更趋深沉的是，她在人生中这两个不谨慎的男人面前一意地谨慎。她父亲关于她母亲的回忆录（其中叙述了她母亲对吉尔伯特·伊姆雷的感情）给了外人诋毁中伤的机会——玛丽对这种“不友好的报刊杂志粗俗的中伤”很反感。但是她现在以母亲为榜样，和这个“身着俗世衣装的精灵”走到了一起。这个超人（她是这样看待他的）将她选作了伴侣，这种命运也将她与那些掌控凡夫俗子的律法分割开来，而她的生活方式也注定给普通人留下争议。
特鲁瓦是一个他们途中经过的中世纪小镇，在那里雪莱给哈丽雅特写了信，邀请她来加入他的漫游小分队。让他失望的是，他们过了瑞士边境到达纳沙泰尔时也没有收到回信。
玛丽在面对她所要承担的一切责任时需要清醒的头脑，不仅仅是为了达到雪莱的高度（在诗歌与古典学方面），其实还为了应对日常琐事：起初的晨吐；肮脏的旅馆里床上的虫子；他们在买驴的问题上，以及接下来用最后的一点钱买骡子的问题上犯下的错误；雪莱对于哈丽雅特没能来加入他的队伍表现出的失望；他们在布鲁嫩的错误决策（一直住在一个丑陋并且不舒适的房子里）；最后还有缺钱，这也迫使他们返回。25
8月27日，就在他们离开布鲁嫩准备去往卢塞恩镇的时候，又一考验来临。简在读《李尔王》时，被里面那个遭到亲人背叛的被放逐者的哭嚎声惊吓，为了转移注意力，她接着翻开了《理查三世》，读到了那个杀死亲人的人。那天晚上，她第一次癫痫发作，这被玛丽称作是简的“恐惧”。
他们旅行的模式并不能缓解简的恐惧。最省钱的办法是走水路北上，于是他们就决定前往莱茵河。他们在瑞士北部梅林根的同船旅客让玛丽充满厌恶。这些人形容猥琐，是“肮脏的动物”和“招人讨厌的爬虫”。这就好似在探寻黑暗之心。在这条沿罗伊斯河上行到莱茵河主干线的小船上，玛丽不得不反对戈德温对人类会逐步进化、最后获得启蒙的信念。她无法燃起任何安慰的希望。她写道：“上帝去制造全部全新的人类，都比尝试去净化这些怪物容易。”
他们一步又一步，从巴塞尔开始，沿着渐宽的莱茵河前行，路过陡峭的悬崖上高耸的教堂塔楼，路过斯特拉斯堡、美因茨到科隆，然后从那里坐马车，最后终于到达了荷兰的海岸。他们的路途在布满了巨型青蛙的运河中蜿蜒。当他们到达鹿特丹附近的马斯勒伊斯时，身上的九十英镑已经只剩下二十埃居（écu）。他们在等待风暴结束，恳求船长们带他们渡过海峡。荷兰的船长们都不愿在如此狂风之下出海，只有一个叫埃利斯的英国船长愿意试试。价格是每人三镑。他们能指望的，便是到达伦敦时，可以向雪莱能利用的经纪人胡克汉姆（Hookham）施压，或者如果这条路也行不通，就只能向不满的哈丽雅特要钱。
在马斯勒伊斯等待的两天里，简和玛丽从写日记转向了写故事。简的头脑里已经有情节了，是脱胎于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卢梭的《爱弥儿》（他这部有关教育的解放性书籍，通过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戈德温而对简的成长产生了影响）。如同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她反对卢梭将女性刻画为卖弄风情、毫无真诚的片面形象：“通过某一个女性的行为来评判整个性别的确是不公平的，更何况这个女性的教育让她更适合去土耳其后宫而并不是作为男性的朋友与之平等交往”。这是简《日记》中的一篇，写于接下来的一天，9月10日，星期六：26
写了个故事——……写了一整天——喝茶后写了我愚蠢想法中的那个片段——这是我多年来梦想中的计划——去促使大脑工作、提升，许多普通人都把它看成是蠢人的头脑，因为这不符合他们自己粗鄙而偏颇的看法。
玛丽故事的题目是《憎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有这个题目，以及雪莱读它的时候充满愉悦。如果我们需要猜测内容是什么，我们大概能记起“憎恨”其实是玛丽对她继母的感觉。她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预感吗？伦敦，她想要离开的城市，那个让她发抖的继母，和那个背弃了她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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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后，雪莱去劝说她的妻子（现在正和她有钱的父母住在教堂街）为他们的旅程付钱，玛丽和简不得不在马车里等了两个小时。这是一次困难重重的协商，因为七个月身孕的哈丽雅特起初希望她的丈夫能回到她身边。不管怎样，雪莱最终说服了她，让她相信他会对所有事做最好的安排。雪莱的小分队在卡文迪许广场的玛格丽特街56号找到了住处，那里离玛丽的父亲很近，但是他不只自己无视了这个女儿，还禁止姐姐芳妮来探访。在戈德温看来，芳妮的名声也可能会因接触他们而被玷污。
玛丽·戈德温却依旧持续栖居在她父亲的智力空间中。在9月20日她开始阅读《政治正义》，接下来，她又坐在母亲的坟冢前阅读父亲1809年一篇关于坟墓的文章。如果她的确渴求父亲的关心的话，那么她也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表达出来。她顶多只允许自己说出“斯基纳街的那些好人”这种稍带讽刺的坏话。27
除了雪莱的圈子，她现在没有朋友；除了简以外没有同性的朋友。在法国时，她应该是给曾在邓迪同住的伊莎贝尔·巴克斯特（Isabel Baxter）写过信，但伊莎贝尔现在也躲着她，这有可能并不是她自己的意愿，而只是遵从了她的新婚丈夫布斯先生的意思。伊莎贝尔和她的姐姐克里斯蒂给芳妮寄了一封玛丽称作“十分无礼”的信。克里斯蒂曾作为玛丽的朋友住在斯基纳街，高调宣告自己对玛丽的友爱，但玛丽说道，“现在我们能看到这友谊到底有几分价值”。
玛丽的解决办法是用书籍建造一座防御堡垒。《日记》在这个阶段已经变成了她的阅读记录。玛丽对古典学问有一种渴望，这也同样出现在玛丽·安·埃文斯（在她成为乔治·艾略特之前）和弗吉尼亚·斯蒂芬（在她成为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前）身上，伍尔夫曾在她父亲在肯辛顿的房子后屋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希腊著作。对她们来说，古希腊语代表了女性无法获得的教育。尽管雪莱在伊顿公学遭受的欺凌让这个学校变成了“一座小地狱”，他还是从那里获得了对荷马和古希腊戏剧家的喜爱。在他的帮助下，玛丽在回到伦敦后不久便开始上古希腊语课。
九月底，玛丽和雪莱在霍尔本的一家书店停留并买了一基尼的书。那天，她的日记记录了她如何把她父亲的《政治正义》当作一封给她的信来读，替代那些他没能写给她的信件。她读完这本书后，便翻开她父亲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那部小说，《凯莱布·威廉斯传奇》（Caleb Williams）。
她夜以继日地阅读。社交和情感状况越糟糕，她越全身心地将自己和伟大的思想融为一体。投入阅读是她恢复并更新自己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叫作自我教育，这也是那些没有学院教育机会的女性的智慧源泉。玛丽·戈德温、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奥利芙·施赖纳，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们都以不同方式处在社会边缘或之外，而且她们都是读书的人。书籍是她们长久的伴侣，书籍培育了一类新的女性。她们与世隔绝的自由让阅读与书写可以比其他那些忙于社会责任的中产阶级妇女更持久。28
在她把阅读作为一种自我塑造的方式来追求时，玛丽·戈德温遵循了自己母亲主张的原则。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教论》（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中，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要成为一名读者。她注定会代替那类古老的女性物种，她们被设计得只知道服从或被动依赖，她们（女性）“身上每一个天然的火花都被扑灭了”。
与此同时，雪莱正在四处奔走尝试借款。在十月和十一月间他必须要躲避因欠款而被捕；只有在星期日回到固定地址才是安全的。尽管陷入了如此窘迫的境地，但雪莱知道最终他还是会有足够的钱。没有什么能够剥夺他作为他父亲遗产继承者的位置。这也给了他信心让他为所欲为。
一天晚上，那是10月7日，一个周五，玛丽很早上了床，他们的客人，作家托马斯·拉夫·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在晚餐后离开。当简和雪莱独自在一起时，简谈起了她关于“地下女子社群”的想法。前一天晚上，简刚刚读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章，这自然不是巧合。
雪莱把话题转向了简的弱点：她想象中的恐惧。“感觉到夜晚的安静在你耳中震动，这难道不恐怖吗？”他鼓动道。他在和玛丽的日记中对这个场景的记录表明，他表现得像一个好奇的科学家，对着愈发不安的简重复着他的问题。
一点的钟声敲响了。雪莱称之为“巫术时刻”。两点时，他们终于要道晚安了，雪莱低下头靠近简，他的手支在桌上。在那个时刻，他无法压制自己的权力感。
“你看上去好恐怖，”简惊呼，“别用这副表情看我！”
她感到房间里不安全。一个掉在床下的枕头现在出现在椅子上，于是她坚信她已对她周围的东西失去控制。由于恐慌，她又跑到雪莱身边。就在那一刻，几乎是以一种医学诊断的方式，仿佛这是一个实验，他审视了简“扭曲”的面容，并在第二天记录了他的观察：她嘴唇和面颊上那种“死亡的色调”，脸上散发出“几乎像是日光的白色”，她的耳朵几乎直立起来，眼睑缩回到看不见，凝视睁大的眼球好像是“刚刚被嵌在一个无生命的脑袋上”，整张脸都皱了起来。29
雪莱选择了这个时候对简透露玛丽怀孕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简尖叫着在地上翻滚起来。雪莱被迫把玛丽叫醒，带到简身边来。只有玛丽在场才能使她平静。
雪莱的描述太过夸张，以至于简抗议说那不是她的感觉，但她到底什么感觉，恐怕除了雪莱控制她心智的强烈意愿之外，我们也无从得知。
除了雪莱笔下的这个场景，《日记》其他部分回避了简的“恐惧”——玛丽的叙述一直很平静。第二天，当雪莱和简说话时，玛丽拾起了《女人受罪》。或许玛丽只是在重读她母亲的作品，并没有其他意味，但这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玛丽不经意的评论（当雪莱邀请哈丽雅特加入他们的时候），她说男人是麻烦的源头。
这个小分队的成员构成并不稳定，因为雪莱想要实践他的梦想——常常是拯救式的行为。他幻想要转化并解放“两个女继承人”——他的姐妹海伦和伊丽莎白——让她们加入自己的队伍，去爱尔兰西部远行，进而实现他渴望改变社会的决心。在这个任务危险的边缘，他发展了戈德温关于男人并不拥有女人的理论，并鼓励已怀孕多时的玛丽去和霍格发生关系。玛丽再一次表现出圆滑的社交技巧。她拍了拍霍格，并用近乎调情的口吻传递了礼貌的借口。她告诉他说，她没想过这样。她还没准备好。
作为这个小组中的处女，简的惊慌是完全有理由的。她让自己处在了一个男人的保护之下，这个男人推崇性爱自由，将她作为必需品绑在身边，并阻止她背叛他去追求属于她自己的改变世界的激进梦想：一个作为地下政治组织的女性社群。
戈德温夫妇认为，简被她和雪莱的关系玷污了，但是如果她离开他并回到父母的保护之下，还是可以挽救的。她的母亲和芳妮一起来到玛格丽特街，并站在她窗外。由于戈德温禁止她们接触，她们只能站在那里做着无声的请愿。
简一直为在一个哲学家家庭中长大自豪。因此戈德温对她行为的指责确实对她产生了影响。她写信给戈德温，他敦促她立刻回家，她犹豫了。她的“恐惧”来得愈发猛烈。也许是母亲在加来说的话唤醒了她（她警告她说，她会变成一个终身的异类，和玛丽一样无可救药）。简并非戈德温夫人婚内所生，因此她最适合去警告简，不要把自己置于男人的控制之下。简选择了追随玛丽，但却被这对情侣对她隐瞒的消息所动摇：玛丽的怀孕其实让她更加依赖雪莱，这种依赖超出了简的想象。30
十一月，芳妮被派来带简回家，骗她说母亲已奄奄一息。“芳妮不见我，”玛丽在《日记》中记录道，“但是我能听到她说的所有话……爸爸告诉芳妮，如果她见了我，那么他再也不会和她讲话——这倒是一种幸福的自由。”
简在10月13日回到在斯基纳街的家中。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戈德温夫人并没有死，第三天，简就回到了雪莱那里。玛丽描述自己第二天就“卧病在床”，与此同时，简和雪莱“在城里四处游逛”。游逛。这个词标志了简的恢复，同时也开启了雪莱接下来变化多端的行径。1814年的11月对于简离经叛道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个月起，她开始尝试用回她最初的名字克拉拉的几种不同写法：克拉丽，克莱尔——最终决定用克莱尔·克莱蒙。过去的那个简已经彻底终结了。
那个月，玛丽的身孕开始显现出来。她并没有计划隐藏自己：她在家乡的城市里怀着一个私生子，而她的伴侣依然欠债在逃，躲避牢狱之灾。他在许多地方藏身过夜，主要在皮科克家，这就意味着玛丽和她的继姐被独自留在家里。玛丽并没有，或者说她不允许自己为处境感到懊悔。她与雪莱的同居生活本身便是一种庇护，让她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一次简短的会面后，分离使他们之间的激情更强烈了。之后，在11月2日，当雪莱在给玛丽的信中回忆他们在一起的甜蜜时光时说道：“在这些时光里有永恒——它们包含着不朽的生命中真正的灵丹妙药。”他们之间传递的信件宣告着无与伦比的爱情，而雪莱也感到两个人都变得更加智慧。他表演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对被迫分开的恋人之间的戏剧：“我可以去‘惊吓那些慵懒时间的骏马’”。31
事实上，从十月底进入十一月是一段绝望的时光，因为雪莱找不到一分钱，而不得不从他越发疏远的妻子那里讨钱。当他们的孩子快出生时，哈丽雅特恐慌地回忆起第一次生产的痛苦，雪莱向她保证第二次会好些，尽管他完全没有作为父亲参与到此事中来，没有考虑过这个即将降生的孩子。哈丽雅特的父亲极其气愤，甚至在考虑采取法律措施。这却引发了雪莱尖酸的指责。哈丽雅特为允许这种争论发生感到羞耻。
即便玛丽想到了哈丽雅特，她也非常小心，纸上写下的看法只有一个冷漠的词语：哈丽雅特很“古怪”。玛丽从未停止过她激情澎湃的忠贞和外露的爱情，她为雪莱神魂颠倒：“玛丽无数的拥抱和她眼中的光芒带给我甜蜜的回忆。”这些写在他们《日记》中的私密言语是希腊语写成的，这是他在用他的方式把爱情与他们对知识的热爱结合起来。
他的天才，她说，“远胜于我，启迪并指导着我的思想”。她总是醉心于他的天赋，但在他看来，她在创意方面更胜一筹。玛丽明白，如此的相互欣赏是多么罕见——这激励着她成熟的心智。晚上，当他们的生活平静下来时，雪莱经常会大声朗读，或者是《古舟子咏》，或者是戈德温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选段。仿佛通过雪莱，玛丽和克莱尔在这些作品中找到了一个家，而且逃跑小分队的叛逆、性的激情，或者戈德温的冷落都无法动摇这些对他本人精神世界的回馈。
玛丽·戈德温对她父亲的感情暗示，《弗兰肯斯坦》的情感核心（怪物因其制造者将他弃绝而感到悲痛）其实是先于他在玛丽白日梦中的骇人外表而出现的（玛丽后来详细叙述过这个梦）。
1814年12月，玛丽怀着六个月身孕，去听了安德烈——雅克·加纳林（André-Jacques Garnerin，因敢于使用自制跳伞而闻名的法国物理学家）的一次演讲。一群伦敦的上流阶层和贵族听了一场关于电和气体实验的讲座。这也对之后《弗兰肯斯坦》的创作至关重要：那个故事中心的实验者将会使用电流，将他人工制造的生物激活。32
讽刺的是，玛丽的境况解放了她，让她在智识和自主的力量上不断进步，但这种境况却让芳妮受到了限制，几乎像是“妈妈”在胁迫她为她妹妹的逃跑付出代价。一天晚上，“妈妈”禁止二十一岁的芳妮下楼吃饭，原因是她收到了一缕玛丽的头发。玛丽在12月17日记录了这件事，并评论道，“芳妮当然是像奴隶一样服从了”。对可怜的芳妮来说，她没有逃脱的办法。她既爱戈德温也爱她的妹妹，因此她在对立的两个阵营间进退两难，也没有一个爱人去安抚她的伤痛。
雪莱的爷爷在1815年1月去世。比希爵士曾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盖茨比式的人物。[3]在他的出生地，新泽西的纽瓦克，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后来他到了英格兰，聚积了一笔财产（通过先后和两个女继承人结婚），继承了菲尔德地和其他萨塞克斯的土地，建起了一座叫戈林城堡的家宅，并在1806年被封为准男爵，那时他的孙子还在上学。雪莱无视家庭律师让他不要露面的警告，来到了他父亲选择居住的菲尔德地。提摩西·雪莱爵士现在已经继承了遗产，禁止他儿子进入房子，但雪莱并没有离开。他坐在房子外面，叛逆地读着《科马斯》（Comus）[4]，其中的主角是一个浪荡公子。
有时局外人的身份并不会对他造成困扰，他反而很享受父亲和叔叔四处奔走，跟放贷者结成同盟，企图将他关到监狱中去。不管这是不是真的，雪莱的父亲最后答应每年支付他一千镑，这还帮他清了债务。他于是便能够负担每年要给哈丽雅特的两百镑，以及额外给戈德温（仍然拒绝会面）的一千镑。33
雪莱对追捕的恐惧密切伴随着玛丽的生活，这连同她父亲的抛弃、夜晚的恐惧以及电流实验一起，成了日后《弗兰肯斯坦》的重要素材。早在1815年初，在玛丽完成故事的一年半前，一切都已经在她的想象中栩栩如生了。
§
1815年的2月22日，玛丽临盆。照料她的是克拉克医生，他很有可能就是玛丽的母亲在她出生后由于产褥热濒危时，请来的那个著名的克拉克医生。
玛丽想要姐姐来陪她，于是叫来了芳妮。她留了一整晚——这种自由是因为戈德温夫妇恰巧在那晚外出了。
女婴早产几乎两个月，因此并没有什么活下来的希望，但玛丽坚持要用母乳喂养她。她开始希望这个孩子能活下来，但在孩子出生后第十七天的早上，玛丽醒来时发现孩子死了。在这个焦虑的时刻，玛丽需要的还是芳妮。芳妮在雨中赶到，两姐妹也借机谈到了“许多事”。
玛丽说，“我曾是一个母亲，但现在我不是了”，以及“失去一个孩子如此让人难过”。她无法停止想念“那个小家伙”，有一天晚上她还梦到孩子并没有死，只是冻僵了，在火前揉一揉，它又恢复了生命。
即便那时，父女关系依然没有缓和。戈德温没有去看他的女儿。他也没有给她写信，或者承认一个外孙女的存在。
克莱尔没能提供安慰。她和雪莱的关系在玛丽卧床期间升温，并很可能转向了情爱。（戈德温认为她爱上了雪莱，和玛丽、芳妮一样——她们三个都被这同一个男人迷住了，而他崇尚自由的爱情。）克莱尔的在场对玛丽来说越发难以应付，甚至到了令她抑郁的地步。同时，戈德温又给克莱尔捎来了消息，给她的未来提出建议。如果她不想回家的话，那么她可以做个家庭教师，或者至少为了恢复自己的名声，能低调地躲在一个体面人家里。也就是在此刻，戈德温夫妇为克莱尔联系到的一个家庭拒绝了她的请求。34
克莱尔提出的两个条件就此摧毁了戈德温夫妇的计划：他们必须允许她宣告自己对社会规范的鄙视，并允许她继续拜访玛丽和雪莱。
1815年5月，让玛丽宽慰的是，克莱尔决心要去林茅斯独居，那是雪莱和哈丽雅特曾居住过的一个德文郡北部的海滨港口，遥远而闭塞。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来说，那是一片孤寒之地，米兰达·西摩（Miranda Seymour）曾在玛丽·雪莱的传记中质疑克莱尔是否是由于怀有身孕才必须离开。但不管怎样，孤立无援的境地都会在她正在创作的小说《傻子》（The Ideot）里形成一种自然的女性特质。
1816年1月，回到伦敦的克莱尔已经完成了小说的一半，并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了和戈德温夫妇所预想的隐姓埋名截然不同的计划。她的目标是和玛丽一样变成一个诗人的门徒。在一阵密集的通信之后（她开始用了一个假名，随后才透露了她和戈德温与雪莱的关系），克莱尔联系上了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
拜伦勋爵在德鲁里巷的剧院有熟人。起初，克莱尔拜见他是想要做演员。但在他同意之后，克莱尔承认，其实她真正想做的是作家。看来在林茅斯流放期间，她利用了和伦敦之间的距离，借以更深地进入了一个思想自由的女性的故事——她告诉拜伦，这个女性是在社会之外被塑造的，当下这个反对革命的世界一定会唾弃她，但有洞见的读者会认识到她真正的天性。她在一封早期给拜伦的信中邀请他做这样的读者：
你能够真诚而无偏见地评判吗？你能宽容我的年轻稚拙吗？我并不指望你会认同——我只希望知道，我是否有天赋，可以通过认真的学习成为一名作家。35
我的意图是这样的：我想要刻画一个对大众观念实施过种种暴力的角色，一个在山川和沙漠中受教育的人；她所知道的指引只来自于她自己或者从自身产生的冲动。尽管她的行为表面上夸张怪异，但是她却表现出高度的友爱，充满了高贵的感情与同情心。
克莱尔对拜伦倾诉说，她想把自己那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嵌入一个老神职人员的叙述中。他心肠宽厚，能相信她内心深处是一个基督徒。对于一个虔诚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看上去可能是在警示激进思想的危害，但是克莱尔期待自由的思想者能看到相反的东西——她希望他们能支持她对女人天性的揭示。
克莱尔十分骄傲地谈到她的这个间接叙事。她告诉拜伦说，她运用了吉本（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使用的模糊的多重视角。吉本的著作不是为女性读者而创作的，它是为有古典学教育背景的男人们所写。因此，当克莱尔提及这个时，她实际是在做一个智性的声明，但她毫不知情的是，女人的智性其实对拜伦来说没什么吸引力，这种智性充其量就是天生的怪胎而已，是个笑话。拜伦的妻子安娜贝拉·米尔班克（Annabella Milbanke，拜伦称她为“平行四边形公主”）所拥有的数学头脑，相对于她女继承人的身份所带来的魅力，只是次要的。36
向拜伦示好的女人数不胜数，但是当克莱尔提到她的继父时，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曾仰慕戈德温的小说《圣·里昂》（St. Leon），同时也为克莱尔与雪莱（他还没有见过）之间的关系而惊讶。由于克莱尔宣告了她信仰自由的爱情，拜伦以为她和玛丽一样都是雪莱的情人。许多年后，当她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年少时说，她从拜伦那里得到的只有十分钟的幸福激情。
“我会永远记得您温柔的举止和狂野独特的面容。”她对他说。
拜伦选择认为只有一个来自无神论家庭的坏女孩才会像这样献出自己。他并不珍视克莱尔，因此他认为不值得在这个来到他屋子里“昂首阔步”的女孩身上浪费他的安全套（当时只有贵族才用得起）。拜伦把她丑化为一个性欲过分旺盛的轻浮女子。他占了这个满怀希望的未成年人便宜，却反而因为他对她所做的错事而憎恨她。毕竟“男人就是男人”，这是他的借口。公平地说，他完全不知道她实际上是在模仿玛丽的剧本：那个天才少女将自己献给了一个诗人，他于是爱上了她并成为她的导师。
拜伦和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丽（Augusta Leigh）的通奸丑闻迫使他在1816年4月25日离开英格兰。至少在克莱尔这一方，她认为他们会在他即将前往的瑞士再次见面。这和雪莱带着玛丽出国时的情形既相似又完全不同。拜伦并没有邀请克莱尔陪伴。她依旧希望自己在他心里更有分量，并且劝说打算去意大利的雪莱和玛丽转去瑞士。
雪莱的小分队在五月初离开。现在小队中多了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他是玛丽·戈德温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816年1月，她给他起名叫威廉，试图让自己的父亲感到触动，或至少强调了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拜伦在日内瓦湖畔的赛雪龙（Sécheron）前来和他们见面。他们在蒙塔莱格里（Montalègre）湖对面住下来：玛丽、雪莱和克莱尔租下了面向黑色朱拉峰的查普伊斯之家。在那里，他们阅读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最后读拜伦的诗歌。雪莱大声朗读《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中他们最喜爱的诗章。他们离拜伦所在的迪奥达蒂别墅只有几百米，拜伦和他的同伴约翰·威廉·波里道利（John William Polidori）医生在那里过夏天。拜伦会到他们的别墅去，或者用愉快的微笑欢迎他们到迪奥达蒂去。37
当游客们把望远镜对准日内瓦湖另一边的雪莱——拜伦驻地时，有传言说那里妻妾成群。在伦敦，人们说拜伦和“两个放荡的女人”住在一起。挂在迪奥达蒂外面晾衣杆上的擦桌布被说成是她们的衬裙。曾在1797年奚落过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家英奇博尔德（Inchloald）夫人刚刚结婚并身孕已显，她在给戈德温的信中言语刻薄地说，她很好奇现在在瑞士的是他的女儿，还是他的继女，还是两人都在。她冷冰冰的礼貌语气摆明是羞辱。不过克莱尔和拜伦重拾的亲密关系，以及婴儿威廉的存在（他们叫他“威尔小耗子”）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比性亲密更加珍贵的事情，是这两个年轻的女性正在步步逼近写作的陡峭岩壁。她们听到了这两位诗人的声音发出的猛烈回响，如同狂风暴雨。
这对姐妹开始抄写拜伦最新的诗歌，包括《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四章和《奇伦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尽管誊写是女性的传统职能，但对克莱尔和玛丽来说，参与到两名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写作队伍中依旧让她们兴奋不已。
对克莱尔来说，和拜伦同床共枕意味着一段恋爱关系；但对于他来说，这关系还不如之前他和同阶层的那些有爵位的女士们之间的短暂风流。其中的一位是像小男孩般瘦小的卡洛琳·兰姆（Caroline Lamb）小姐。双性恋的拜伦据说在哈罗公学和剑桥时，更偏爱年轻的男子。拜伦认为，一个女人进食是不应该被别人看见的；她或许可以小口吃鸡翅或小口品尝香槟。克莱尔不是这样的：她唯一的肖像画（据说和她本人很相像）表现出她生机勃勃的躯体，红润的脸蛋和黑色的卷发。
在日内瓦的那个六月，克莱尔发现自己怀孕了。雪莱为了支持克莱尔，不仅承诺会在她怀孕期间照顾她，还立了新的遗嘱说会给她一笔共计12000镑的巨额遗产。38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雪莱的小分队在公众舆论面前妥协了，他们想到了一个掩饰丑闻的方法。他们会远离伦敦，克莱尔会在孩子出生前假借一个已婚的名字。在断奶后，孩子归拜伦，克莱尔恢复她的未婚身份。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孩子和母亲之间的感情。尽管拜伦同意了这个计划，他对做父亲这件事却一无所知。他自己的父亲是一个醉醺醺的赌徒，并且抛弃了他这个先天畸形足的孩子和他的母亲。
“父亲的失责”是玛丽·戈德温在六月的日内瓦开始写作的故事的核心。那是一个潮湿的夏天，下雨时，他们一伙人会在迪奥达蒂晃荡到很晚，如果雨下个不停，他们就会在那里过夜。
十五年后，玛丽会回想起雪莱和拜伦之间的对话，并将其视作她小说的诱因。小说关于一位科学家，他力图让自己与造物主可以相提并论。这个版本的故事将那两个著名诗人摆在了重要的位置，而将她自己放在了沉默的聆听者的位置上。尽管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这样的讲述方式却忽略了她自己在之前的许多年里吸收的东西。
1816年的6月16日，一个雨夜，她、雪莱、拜伦、波里道利，可能也有克莱尔，他们围坐在火边，读着德语的鬼故事。拜伦提议每个人都写一个鬼故事。玛丽想不到任何合适的题材；一两晚之后，她在一场清醒的梦中立刻意识到了想写的东西。
“我把头放在枕头上，无法睡着，”玛丽回忆说，“我闭着眼睛，在清楚的精神视野里，我看到……”她看到的，是一个割裂了所有社会关系的男人，他热衷于危险的实验。那时他还没有名字；后来她将称他弗兰肯斯坦。当他的形象浮现出来时，他正跪在那个他用许多尸体器官“拼接在一起形成的东西”边上。
“我看到了那个骇人的鬼影一样的人伸展了四肢”，她回忆道。他在“令人不安与半复苏的动作中”微微动弹。受惊的弗兰肯斯坦迅速逃跑。他想用睡眠来抹去这件事，但当他睁开眼时，那个生物就“站在他的床边，用黄色的水淋淋的双眼盯着他，充满揣测的神情”。39
这个生物为了得到认可与抚育而接近弗兰肯斯坦，但弗兰肯斯坦只感到恐慌与厌恶。弗兰肯斯坦的父母对“他们所创造的生命有一种深深的亏欠之感”，但弗兰肯斯坦却对他自己创造的生命毫无感情。他看不到自己的怪异其实与这个实验的怪异互为镜像：他是一个醉心于“制造人类”的男人。在他做这个工作时（他告诉自己是为了造福人类），他的脸颊苍白，身体瘦削，“眼球从眼窝中凸出来”。他将肢体的各个部分从坟墓中掘出，并折磨活着的动物，为的是揭开躯体的秘密。通过这种方式，他将自己变得和野兽一般，因此他躲避其他人。他忘掉了朋友，并隔绝了一切“有爱的情感，直到我完成了那个吞噬掉我所有天然习性的伟大物体”。他无视那个他要娶的女人，因为他倾向于在没有女人的前提下繁衍后代。玛丽·戈德温最绝妙的一招就是让这个怪物般的人类创造了一个怪物，同时把他们作为非自然的亲属联系了起来。
当弗兰肯斯坦为那个生物转向暴力而悲愤时（他谋杀了弗兰肯斯坦五岁的弟弟），他把他叫作“恶魔”或“魔鬼”。这些标签暗示了邪恶的他者性。但是这个生物将会挑战这一切。
弗兰肯斯坦在夏蒙尼的冰川上与他的怪物狭路相逢，这是一个偏远、荒蛮的地点，玛丽，雪莱和克莱尔曾在1816年的7月，在玛丽做了那个白日梦之后拜访过这里。在这儿，我们听到了那个怪物洪亮的声音，那是他对他的创造者的愤怒，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愤怒是合情合理的：“你，我的制造者，厌恶并弃绝了我，你创造的生命和你，是通过纽带连接在一起，只有毁灭掉我们其中一个，这纽带才能消解……我恳求你，在你将憎恨发泄在我这忠诚的头颅上之前，倾听我的声音。”
他说“憎恨”。“恨”这个词在这个生物的言语中犹如洪钟般回响，这让我们回忆起玛丽·戈德温的故事《憎恨》。她在1814年9月的荷兰海边写下了这个故事，当时她正要以一个被放逐者的身份返回家乡。《弗兰肯斯坦》把仇恨视作一种渴望消散的情感。在愤怒的顶点上，她的那个生物却令人惊奇地献出了一种与恨截然相反的感情。他是“忠诚的”，深藏在表面之下，这个词语饱含着作者在面对她父亲的拒绝时，对他怀有的感情。40
“我是你制造的生命。”这个生物重复道。他对弗兰肯斯坦交代说他很孤单，“悲惨地形单影只”。
弗兰肯斯坦感到自己必须承认他的指责是公正的。“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了一个造物者对于他创造的生命的责任是什么，并且我应该在抱怨他的邪恶之前给他快乐。”他同意听从他的话。
这个生物的证言和《女人受罪》中的那个罪犯杰迈玛（Jemima）很相似：杰迈玛被剥夺了父母的养育，于是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从社会中被放逐的人”。玛丽的小说仿佛是在和她母亲的小说展开对话，她们都赞同家庭感情的必要性。在她故事的高潮，那个生物藏在了一家人住处旁边的破屋子里并窥探着他们的和睦生活。他想要和他们做朋友，去加入这个人类的家庭，但他犹豫是否要露面。这是一个对他性格形成十分重要的考验：如果他不能让这个充满爱的家庭对他放下戒备，那么，他告诉自己说，“我将永远是这个世界上的异类”。
在这个生物讲述他的故事之前，他被叫作“魔鬼”；之后，他是一个“生灵”了。“这个生灵讲完了他的话”，弗兰肯斯坦告诉我们。他不能自已地被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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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芳妮不愿意违抗戈德温，她爱他和玛丽一样多，但是芳妮还是给她在日内瓦的妹妹们写信，宣告她更爱她们：“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抛弃了你们……我爱你们只是因为你们本身。”一封玛丽写的信“对我十分珍贵”。
近来芳妮见过了她母亲的爱尔兰朋友乔治·布拉德（George Blood），他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个“更高等的人物”。他的赞许让芳妮从她的忧郁中振奋了起来：“我决心不为这样的一位母亲丢脸。”41
但令人悲伤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妈妈”选择去伤害芳妮，正如芳妮对玛丽所汇报的那样，她告诉她，“我是你的笑柄——并且还一直是你嘲讽的标杆”。她的忧郁加剧了，她还为此责备自己。她告诉玛丽，如果她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她或许能找到“爱我并尊重我的人”。
芳妮没能让玛丽和她父亲重归于好。她也没能帮助戈德温，即使她遵从了他的意愿，去恳求雪莱和她妹妹把他从破产中解救出来。对两方同时抱有的同情让她把这些责任都担在了自己身上。她没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雪莱的小分队对她的排挤（他们都没注意她可能想要加入他们的暗示）也加重了她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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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肯斯坦》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一个疏离未能得到和解的故事。玛丽的精彩成就，是用一个怪物在斥责弗兰肯斯坦的弃绝时发出的洪亮声音，来传递关于家庭的叙事。通过小说，她能够将她在信件和日记中所压抑和克制的情感表达出来。和她虚构出的怪物不同，她拒绝抱怨，保留了一份得体的自尊。她在《日记》里没有表达对父亲的感情，也没有冒险将这些感情倾诉给克莱尔。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少女，玛丽的自控能力是高度成熟的，特别是考虑到她处在爱情的冲击和孕期无人照料指导的脆弱状态下。因此，在哥特小说惯用的惊悚之中，玛丽实际注入了真实的情感。她的另一个成就，是用这种流行文学的体裁去将一个哲学辩论戏剧化。
辩论的一方持《圣经》的观点，认为在亚当夏娃的堕落之后人性也变得堕落，这就意味着一个新创造出来的生物在被惩戒和修正之前是无法被社会接受的。但是弗兰肯斯坦的生物却持有另一种观点：他拥有天生的仁慈，是接下来的经验败坏了这种仁慈。这是戈德温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激进立场，这种立场源于卢梭，并在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不朽颂》（‘Ode: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中有最完美的表达。在这首诗中，儿童从前世的完美中“沿着荣耀之云”来到此生。42
这是这个生物对他毫无关爱的制造者发起的挑战：他说的是，事实上，你忽略我是在让自己陷入危险，因为你犯下了制造一个罪犯的罪行。弗兰肯斯坦身上与对于抚育的忽略并存的，是另一个人性的弱点，那就是自私的、一意孤行的野心。这个小说的副标题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弗兰肯斯坦代表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对神明般力量的追求，这会让一个人丧失同情和温柔，但这些都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推崇的特质，因为它们可以修正力量带来的错误。
这个生物总是针对一个被称作“敌人”的目标行动。他的邪恶不只是一种反常现象（后来那些令人安心的派生作品会如此认为），而更多是一个关于暴力的寓言。玛丽·戈德温在1814年穿越法国的经历削弱了她关于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的信念。她的觉醒包括被战争摧毁的平民生活；她创作出的那个生物也是去滥杀无辜，就像在杀人模式中的库萨克暴徒一样。尽管她的生物看上去样貌诡异，但实际上他残暴的样貌和那些武装士兵惯常的残暴模样并无大异，所有家庭暴力的实施者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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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玛丽在1816年的下半年和1817年的春天写作并修改那部小说时，她的人生改变了。回到英格兰后，雪莱一行人在巴斯落脚并开始掩饰克莱尔的怀孕。在那里，克莱尔将自己称作“克莱蒙夫人”。戈德温夫妇并不知情，芳妮和所有除他们自己（当然还包括拜伦）之外的其他人都不知情。对拜伦还有感情的克莱尔热切地写信给他，想因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的缘故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拜伦倾向于再也不要和她有任何瓜葛，而他对《傻子》的嘲笑也让克莱尔毁掉了那个“我写的可恶的像小说的玩意”。
“我热心支持你的事业，”芳妮在给妹妹的信里写道，“令我十分焦虑的是，爸爸是否能像我对你那样去同情你，不仅因为你的缘故，也因为他自己”。第二天，玛丽就收到这这封“F寄来的愚蠢的信”。
四天之后，1816年的10月8日，芳妮在向西行进的旅程中路过巴斯。她精心地穿戴了蓝色条纹裙、白色上衣、棕色外套和帽子。她的手提包里只有可怜的八先令，并不足以让她去都柏林。紧贴着她皮肤的是她妈妈的紧身内衣。
我们并不知道芳妮坐着早晨的邮车到达巴斯后的那一两个小时发生了什么。芳妮确实想见到玛丽，因为她事先告诉了她。玛丽自然是在这个家里唯一和她有血缘关系的人。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玛丽没有去见她的姐姐，她也没有让芳妮留下来，因为她保证要为克莱尔怀孕的事情保守秘密。有可能雪莱在马车旅馆里见了芳妮，但是他也没有邀请她加入他们的团体。44
在芳妮的下一站布里斯托，她给雪莱和戈德温都写了绝笔信，她让雪莱来看她下葬，并对戈德温说，“我将立刻出发去往一个我希望自己再也不会离开的地方”。但是她并没有留在她当时的所在地。惊慌的两人都出发去追踪她。与此同时，芳妮坐着一辆马车去了斯旺西。在那里的麦克沃斯酒吧，她喝了几口茶。那时已经是夜晚，她要了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灯光下她写道：
我已经下了很久的决心，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结束这生来不幸的人生，这个生命只是为许多人带来了一连串的痛苦，而他们为了促进她的幸福安康而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健康。或许听到我的死讯会带给你们痛苦，但你们很快便会因为遗忘了这个生命的存在而获得喜乐，她……
在她吞下过量的鸦片酊昏迷之前，她想到了那些她爱的人们，为了省去更多麻烦，她把自己的名字从纸上撕下来并在烛火里烧成灰烬。
第二天清早，芳妮的尸体被发现。人们并没有从印着“G”的丝袜和印着“WG”的内衣上认出她来。戈德温散布消息说芳妮去都柏林找她的姨妈们了。私下里他告诉一个自家的朋友吉斯伯恩（Gisborne）夫人（她曾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世后照顾过芳妮和玛丽），“这三个女孩都同样爱上了雪莱，最大的女儿由于他对她妹妹的偏爱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定是一种简化版本的说辞，能让戈德温夫妇卸下他们对芳妮自杀所需要担负的责任。
芳妮并不是雪莱和玛丽的结合所造成的唯一受害者。一个月之后的11月9日，认为自己丈夫是一个“魔鬼”的哈丽雅特·雪莱，在海德公园的九曲湖投水自尽。有身孕的她离开了父母的房子，并用假名在外住宿。哈丽雅特死亡的消息直到十二月份她的尸体被发现后才传出。那时雪莱已经将妓女的标签贴在了哈丽雅特身上；这让他减轻了负罪感。他开始晚上喝一杯麦芽酒去平息自己关于她的念头。
听说妻子死讯的两周后，雪莱便在布莱德街的圣米尔德里德教堂和玛丽结了婚。这是1816年的12月30日，他们两个都不想结婚，但是戈德温给他的女儿传信说，如果她不结婚的话，他也会自杀。45
雪莱对拜伦解释说，他结婚是为了缓和玛丽对她父亲的情绪。她和戈德温即刻和解了。戈德温的释怀几乎是到了兴高采烈的程度，以至于他一反常态，吹嘘起了他身无分文的女儿和一个将继承大笔产业的准男爵的儿子之间看似并不可能的婚姻。戈德温一定知道，这个结合和金钱毫无关系，但是让他的羞耻感得到宽慰的是，不管怎样，这场婚姻确实带给了他女儿一定的社会地位。他甚至中规中矩地用了“体面”这个词，这对于这样一个激进的哲学家来讲十分奇怪，更奇怪的是戈德温知道，十八岁的新娘已经是第三次怀孕了。在婚礼之后，这对新人到斯基纳街赴晚宴，这标志了玛丽从1814年7月28日以来第一次回归了她父亲的家里。接下来的几天她都和父亲一同度过。
这样的情感转变正是玛丽笔下那个被逐的生物最需要的：他想要与创造他的人重聚，并作为一个有着人类情感需求的“生命”而被认可。于是，那个被抛弃的怪物在他被压抑的需求的阴影下渐渐成型，但同时，曾经被抛弃的玛丽·戈德温却发现，让她的父亲放下戒备是可能的。但她只能以雪莱夫人的公众身份去实现这一点。
从玛丽·戈德温到玛丽·雪莱的转变是在一个蛹中无形地发生的，她挺过了一系列的毁灭，包括芳妮和哈丽雅特的自杀。同时存在的，还有雪莱倾向幻想的天性，这种倾向严重到近乎神经错乱。他在学校时就被称作“疯子雪莱”。当玛丽同父异母的弟弟查尔斯·克莱蒙陪着这对夫妇到牛津大学去看雪莱住过的房间时，他和大学校方一样讥讽地看待对雪莱的开除：这个学生“沉迷于将炼金术士的知识孜孜不倦地运用到人类知识体系中那些或人造或天然的边界上”，并且他沉浸于那些仿佛来自“怪物”脑中的“放肆想法”。这几乎是弗兰肯斯坦在他工作坊里所想之事的奇异原型。46
然而玛丽对雪莱，以及对她的书籍和写作的爱是不能被摧毁的，这是她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能让她对外界关闭大门。雪莱改变世界的思想和伟大的诗情给她的船帆吹满了狂风，而这狂风就是他的言语、他与这个天才少女（她自己也深知这点）之间的亲密关系、他对她那被当作“我心灵的家园”式的爱情，以及他对她所说的一切所怀有的热情。他把《失乐园》（Paradise Lost）大声读给玛丽，这是弗兰肯斯坦制造出的那个生物在他自我教育的平静时光里会读的诗歌：讲述了创世纪之后，从纯真状态中的堕落。从弥尔顿的诗中引用的三行具挑衅性的诗句被放在了小说的引言里：
我是否要求过你，造物者，将我
从泥土塑形成人？我是否请求过你
从黑暗中将我唤起？——
玛丽·雪莱在1817年4月完成了《弗兰肯斯坦》，接下来的那个月，她的丈夫为她誊写了几页。从手稿可以看出，雪莱曾将她的用词改得更贴切，但仅仅只有几处而已。他在写旁注上十分克制。他反复认真阅读，敏锐体察着玛丽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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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生物在对那个并非亲生的父亲讲话时，他对同情的哀求如喷泉一般从黑色嘴唇中间喷薄而出。这是怪物含混本性中的一部分，他可以通过这种无疑是文明的方式去体现他的人性。
玛丽·雪莱最伟大的功绩在于她肃穆高调的语言，壮观的同时又有一些怪异。因为那个生物的语言是被壮丽的言辞所形塑的，正模仿了正规教育的文雅谈吐。我们的耳朵捕捉到了语言中被设计出来的技巧，这也正和他被设计的身体遥相呼应。玛丽·雪莱传递了一种有意识地被构造出来的语言方式，这是从某个感到被剥夺了教育特权的人口中说出的；如此的自我意识也同样适用于那些被殖民者或者外国人的语言，他们感到一种要证实自己身份的需要。玛丽·雪莱对这样一种声音的调制极具天赋；她本可以轻易地落入哥特小说中那些叙述者的得体声音，这些声音是被设计好了要去证实那些遥远和奇怪事物的存在。另一方面，这个声音也容易变得诡异，变成一种对它自己的滑稽反讽，而因此贬低了那个怪物的话语。不同的是，玛丽·雪莱用她最强的创造力，将一种真正的深刻赋予了那个生物，她借鉴了戈德温虔诚的家庭里所讲的圣经语言——这种语言是戈德温自己曾经在青年时代作为一个怀有异见的牧师练习过的，而同时，那个生物的情感爆发又来自于一个被自己父亲弃绝两年多的女儿无法言说的内心。47
雪莱在玛丽的故事里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很明显，他是一个“优越的存在”。作为那个时代的男人，他对一个女性作家异乎寻常地慷慨，激励她，和她讨论，并鼓励她把最开始只是一个小故事的材料变成一部长篇小说。
作为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导师，他是玛丽完美的伴侣，但是她必须要忍受他易被其她女人吸引的倾向（被升华为他的“爱的信条”）。另外，他的身上有一种专横或者说自我沉溺，这在他对待哈丽雅特的方式中格外明显。就在他们的儿子查尔斯出生后，她说他缺乏温存。他对这个会成为他未来继承人的孩子毫无兴趣，除了将他视作一种可以从雪莱家遗产中榨取更多钱财的手段。
雪莱和玛丽·戈德温结婚的动机之一曾经是要获取对他和哈丽雅特的孩子的监护权。而哈丽雅特的家人在法庭上用了一个他无视父亲职责的证明击败了他：事实上他已经两年多没有看过儿子了。在1817年初那个做出对他不利裁决的听证会之后，四岁的艾安茜和两岁的查尔斯被送去了寄养家庭，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最糟糕的结局。更令人质疑的是，雪莱并没有使用他每月探视的法律权利，尽管他自己在玛洛的韦斯特街上的阿尔比恩宅里过着稳定的生活。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孩子。[6]我们无法知晓玛丽对于雪莱忽略父亲职责作何感想，但是这正是她在《弗兰肯斯坦》写作的最后阶段所面临的情境。48
于是，在那个生物和弗兰肯斯坦进入他们之间对决的最后阶段时，她将他们言语的音量放大了。在最终的几幕里，弗兰肯斯坦一定是死于悔恨，缘由是他的不负责任引发的毁灭，同时他所创造的生物一定是惊异地盯着那个他一直追寻的、丧失活力的父亲（或幽灵）。他们的命运被锁在一起，并在某种意义上互为镜像。很多人误以为弗兰肯斯坦是那个怪物的名字，尽管他实际上并无姓名，流离失所，甚至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脸。
但是这个怪物有一个确定的标识：他的性别。弗兰肯斯坦将他造成了一个男性。什么是男性？什么是女性？这个怪物要求弗兰肯斯坦去制造一个女性来抚慰他的孤独，这是《圣经》中伊甸园故事的黑暗改写。这个女性比弗兰肯斯坦预期的更加复杂。他发现，他不能够仅仅基于他用来制造男性的专业技术去简单地创造一个女性，他也不能猎取其他的器官（大概是不同的生殖器官）。这个挑战需要学习和研究，花费了他许多时间。
弗兰肯斯坦在最后时刻让制造女性的计划流产，因为她的后代可能会威胁到我们人类物种的未来。直到最后她的本性也不为人知。她有可能也具有男性怪物身上的暴力倾向，这让弗兰肯斯坦心存恐慌。
这个流产的场景可以映射到我们当下的一些议题，这些议题涉及生命权利与在某些国家允许终止生命的法律之间的冲突。“终止”（termination）这个词回避了某种活着的生命对杀害其他生命的体验，就好像士兵们的俗语，“夺取”（taking out）敌人性命，实际上是减轻了杀人者的罪责感。这种言语上对共情的抹杀，或许是当士兵们回归家庭生活后精神创伤后遗症的核心缘由。当弗兰肯斯坦撕碎那个正在制造中的女性时，他作为怪物的形象完全呈现出来。在完成这部小说时，有孕在身的玛丽迫使她的读者去把一个没有被完成的生命看作被夺取了生命的权利。“这个被我毁掉的未完成的生物，她的残余散落在地上，而我几乎感觉到，好像是我糟蹋了一个人类活生生的血肉。”49
当她将这个黑暗的场景点亮时，玛丽·雪莱是作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在写作，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孩童时代曾恐惧她父亲的家庭暴力，并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他首要的受害者——她无助的母亲。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8世纪80年代曾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在伊顿公学待过几周。在那里，她目睹了男孩子们的残忍，通过公立学校体系，他们被从家庭和母亲那里分离出来，并被塑造成为统治和征服而生的人。
雪莱改动了小说中怪物的最后一次发言，以及在他在冰筏上的最后一次露面。在玛丽的草稿中，这个生物想要用一个葬礼火堆去烧尽自己的身体，这会“让我的心灵获得平息与祝福”。但雪莱的誊写版本给这个绝望的自杀添加了一种近乎反抗性的回响，他让这个生物宣称，他将要“在这煎熬的火焰中，在痛楚中狂欢”，同时雪莱还添加了一种哀歌式的华丽：“那大火的光芒将会褪去。我的骨灰会被风卷入大海。我的灵魂会在平静中安眠；或许即使它仍然思考，它也不再如此思考。再会。”
他的冰筏离船很近。在玛丽的草稿中，他将自己推开，叙述者说道，“很快我便看不到他了”。雪莱的誊写本将这些细琐的细节删去，但保留了玛丽阴沉的结束语。通过合作，他们将全书最后这个场景印在了读者的脑中：“他很快被海浪带走，并消失在黑暗的远方。”
这个生物代表着不可控的暴力，他继续生活在我们不可见的地区，在北极那些人类无法居住的冰原之上。我们无法知道他何时会再出现。他既是隐形的，又根植在我们心中，因为玛丽·雪莱给了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中交织着仇恨和对不可能的爱的渴求。因为这个生物是无法被爱的；他也同样太沉溺于指向自我的愤恨，因而无法引发他人的爱。弗兰肯斯坦也怀疑，一个伴侣是否会像那个怪物所期待的那样回应他。更可能的是，她也会恨他。50
雪莱称赞了这个嵌入式的故事，以及它的框架情节，那是一个航海者在一次会威胁生命的航海探险中讲的故事。这个航海者遇到了正在北极的冰原上追捕那个怪物的弗兰肯斯坦。濒临死亡的弗兰肯斯坦告诉了他这个可怕的故事。雪莱听着这个故事的发展，注视着玛丽的双眼，它们因为她头脑的活动而现出深刻与复杂，同时他还在她温柔的声音里听到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预言”。他对她的优秀（这是一种在“内部”燃烧的优秀）表示认可，这让雪莱对玛丽来说不可替代。1817年的夏末，正当玛丽把《弗兰肯斯坦》送出发表时，雪莱完成了一首后来被称作《伊斯兰的叛乱》（The Revolt of Islam）的长诗。精美的献词写给玛丽，将他们两个刻画成两颗在人类毁灭性的愤怒之上闪耀的恒星：“你与我”，他对她说：
……可以从我们的平静中观看
如同街灯照进这世界狂风暴雨的夜晚
两颗平静的恒星……
年年岁岁地闪耀在不曾熄灭的光亮中。
这个恒星的意象呼应着诗中一个情色场景。随着那对革命情侣，拉昂与辛茜娜肉体结合在一起，他的脖子和她的贴近，他的目光注视着她大理石般的额头与“黑色深沉的双眼”。这双眼睛对他来说好像是在井中倒映出的一颗星的幽灵。他们好像那颗星一般结合在一起遨游，他说，“在我们沉默与流动的狂喜之中”。
性爱将他们从各自冰冷的外表中解救出来。纠缠的肢体和狂热的忘我状态让这对爱侣从恐惧和时间中暂时超脱，接下来是“急促凌乱的喘息”以及那种“甜美的平静”，这“几乎填满了她深不可测的目光”。他说的是，几乎。他多么直白地传递了那个高潮的时刻中无法诉诸语言的东西：“我并不知道”。甚至在他对“她身体之中燃烧的血液”作出回应时，他都仍然对一个女性所紧紧保留的那个部分保持着敏感的赞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玛丽持续地为雪莱所倾倒。超出性爱，也超出精神上的指引，他想象出了一种“生命的相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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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肯斯坦》被介绍给约翰·穆雷（John Murray），他的名头很响，是拜伦、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和简·奥斯丁的出版商。穆雷拒绝了《弗兰肯斯坦》，同时拒绝的还有雪莱的出版商查尔斯·奥利尔（Charles Ollier）。1817年8月，这部小说被戈德温的朋友约翰·拉金顿（John Lackington）接受了，他曾出版超自然一类的作品。作者的身份被保密了，是雪莱处理了所有与出版商的协商。
9月2日，在玛丽二十岁生日后的第二天，她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克拉拉·埃弗丽娜（Clara Everina）。克拉拉是她曾经给夭折的孩子取的名字，这个名字几乎没有被提及过，中间名来自埃弗丽娜·沃斯通克拉夫特（Everina Wollstonecraft），她是她母亲最喜爱的姐妹。当玛丽的书稿被送到出版社时，她正在用母乳喂养。她的母亲曾亲身实践并推崇母乳喂养，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太流行的做法；女儿将喂养孩子与写作结合在一起，这又是她延续她母亲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弗兰肯斯坦》于1818年1月1日匿名出版。“作者”将它“恭敬地”献给“威廉·戈德温，《政治正义》《凯莱布·威廉斯传奇》等作品的作者”。某些书评人由此把这部小说视为戈德温式的，因而不予以重视。它遭到了约翰·威尔逊·克罗克（John Wilson Croker）的猛烈抨击（他后来只因为曾经用无理的评价去压垮了济慈才被人们记住）。
戈德温认为《弗兰肯斯坦》太好了，这让它难以被大众喜爱。他错了。司各特爵士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上的一篇有洞察力的评论里说，可能是雪莱写了这个小说。雪莱纠正了司各特，并透露了作者的身份。这部作品是一个沉默的年轻女性在雪莱和拜伦的阴影之下孕育而出的，但它受到的欢迎和喜爱却比他们的作品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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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雪莱作为《弗兰肯斯坦》作者的名声从未超越她作为一个不被社会接受的女性的名声，至少在英格兰、在她有生之年没有。克莱尔平行但不同的命运是围绕着掩饰而展开的。在1818年到1819年期间，正当雪莱、玛丽和他们“蓝眼睛的小宝贝们”（也称“小鸡仔”）同克莱尔一起四处奔波时，那个保护克莱尔免得她陷入玛丽的名誉败坏的计划，最终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灾祸。
起初，雪莱的小分队谎称克莱尔的孩子阿莱格拉（Allegra）[7]是朋友家的孩子，出于健康考虑来和他们一起待在乡下阿尔比恩宅。但是，关于雪莱后宫的传言仍然存在。阿莱格拉是一个快乐又有主见的孩子，她和拜伦一样下巴分叉。克莱尔和她的孩子互相喜爱，但是时候把阿莱格拉交给拜伦了。这是他们去意大利的最主要原因。在1818年的4月28日，阿莱格拉十五个月大的时候，她的瑞士乳母爱丽丝·迪维拉尔（Elise Duvillard）将她从米兰的克莱尔那儿送到了拜伦在威尼斯的住处。53
接下来，雪莱的小分队穿过意大利来到了来航的海岸地区，并随后进入巴格尼·迪鲁卡周围的山区。在接下来的十个月，幕后发生的一切都无法被确切地知晓，在那期间以及之后都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实的是，1818年12月27日，一个注册姓名为伊莱娜·阿德莱德·雪莱（Elena Adelaide Shelley）的婴儿在那不勒斯出生，并被留在那里寄养。对外的说法是玛丽·雪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这肯定不是玛丽的孩子，但她是雪莱的吗？或者是他一时兴起收养了一个当地的小孩吗？这种行为和雪莱的性格是吻合的，但是为什么要隐藏事实呢？乳母爱丽丝·迪维拉尔透露说这是克莱尔和雪莱的孩子。雪莱说这是敲诈，并拒绝付封口费。爱丽丝为了回击，将她的故事说给了驻威尼斯的英国领事夫人霍普纳（Hoppner）夫人。这意味着消息会传到拜伦耳朵里。玛丽在给霍普纳夫人的一封怒火中烧的信中否认了这个指控，她说，“我的婚姻一直都是稳固的”。
但这并不是真的，至少私下里，玛丽曾把她一岁女儿的悲惨命运怪罪在雪莱头上。1818年8月，雪莱和克莱尔一同旅行回意大利探望阿莱格拉。拜伦允许克莱尔和孩子从八月中旬开始一同在他在帕多瓦附近的埃斯特租下的别墅里住一个月。雪莱为了转移拜伦和其他人关于他和克莱尔之间关系的怀疑，对拜伦撒了个谎。他说玛丽和他们在一起。为了让他的谎言更可信，雪莱要求玛丽马上加入他们。她在9月5日顺从了，带上了两个孩子，尽管克拉拉的健康并不如人意。然后雪莱说服玛丽去威尼斯见拜伦。在意大利炎热的夏天旅行对于一个生病的婴儿来说太困难了，于是就在她们等医生的时候，克拉拉死在了她母亲的膝头。她被埋在丽都。
和阿莱格拉再次分开后，雪莱的小分队搬到了那不勒斯，接下来，就在他们要再次离开时，玛丽记录了“最激烈的一次争吵”。这次争吵是关于要把伊莱娜丢下的事情吗？1819年2月27日，在他们离开的前一天，雪莱登记了这个女儿的出生（大概是两个月之前的1818年12月27日）并让她受洗。他把和伊莱娜相关的信件对玛丽保密，并用了一个假名。他们的小分队再也没有看到这个孩子，记录显示，她在1820年6月死亡。[8]在这个时候，雪莱感觉到，有一种吞噬一切的毁灭感“包裹并传染到了每件和我相关联的事情上”。54
拜伦选择相信克莱尔是伊莱娜·雪莱的母亲。这对于阿莱格拉来说是摧毁性的，因为拜伦会把她作为一个浪荡母亲的后代来对待，因此她是一个需要被纠正的孩子，但与此同时拜伦自己却在和威尼斯的女人寻欢作乐。在威尼斯，那个曾经开心的阿莱格拉变得苍白，开始尿床。没有人知道拜伦到底有多相信爱丽丝关于伊莱娜的说法，但是他确实想到了阿莱格拉有可能根本不是他的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在她长大以后收她做情妇。
雪莱的小分队接下来搬到罗马。1819年6月7日，两岁半的“威尔小耗子”在那里死于高烧。“我的快乐至此结束”，玛丽后来在她已经不再更新的《日记》里插入了这句。失去了全部三个孩子，沉默无言的她感到无心继续生活，陷入了抑郁。这世界仿佛她脚下陷落的流沙，但雪莱仍在她身边，他是那“庇护的小船”。
如果他并没有和她一同陷落，他解释道，那其实不仅是为了她，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他的诗歌能够穿透她的悲哀并唤起她生的希望。一首非凡的诗歌《痛苦：一个片段》（‘Misery:A Fragment’）刻画了一对恋人在墓地附近做爱，而这反而让他们从哀悼中解脱出来。诗中的女人是一个“无奈、沉默的新娘”，她“高贵的额头/被哀痛的王冠加冕”。当她的爱人将她带到一张在坟墓之下设立的婚床边上时，他感受到了她隐秘的欲望：“哈！你冰封的脉搏在颤动”。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冰与欲望之火相遇了：55
亲吻我；哦！你的嘴唇冰冷：
你的双臂围绕在我颈边——
她们柔软，但冰冷如死亡一般；
你的眼泪落在我头上
仿佛凝固的铅粒在燃烧。
他们的动作，“如同在裹尸布中的鬼魂”。
雪莱在1818年9月克拉拉死亡与1819年6月威尔小耗子死亡之间创作了他的抒情诗剧《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在这样令人肝肠寸断的时刻，雪莱能够写出和玛丽创作的那个黑暗版的普罗米修斯完全相反的作品，这是不同凡响的。代替了毁灭性的弗兰肯斯坦（即副标题中的“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的，是雪莱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中通过高昂的语言所表达的治愈的爱：
爱，在智慧的心灵中从那平静力量的宏大王冠里，
从那沉寂忍耐的最后一个眩晕的时刻，
从那绝壁般湿滑，陡峭，狭窄的痛苦边缘，
在世界之上长出并折叠它治愈的翅膀。
阅读雪莱诗歌的结尾，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玛丽后来坚持相信他那高于凡夫俗子的形象。一方面她没有否定自己创造的那个具有破坏力并沉溺于自我的普罗米修斯，另一方面她也维护了他的回应——因为这个回应既是普世的，也是对她的悲伤和气愤的一个私人回应。他认为，一种灵魂的胜利应当是：
去原谅那些比死亡或黑夜更黑暗的错误；
去反抗那看上去无所不能的权力；
去爱，并忍耐；去期待，直到希望
从它自己的遗骸中创造出它所冥思的……
尽管玛丽相信了这个信条，但悲伤仍然占据她的内心。雪莱的诗剧《倩契》（The Cenci）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贝雅特里的悲剧女性。在写于1819年8月的前言中，雪莱对她形象的刻画和玛丽十分相像，她有高高的前额、弯弯的眉和苍白冷静的脸庞。这是对玛丽的一次“扮演”，掩盖了她私密的苦痛。贝雅特里是一个纯洁的灵魂，曾经被迫与她父亲乱伦。为了逃脱他的掌控，她谋杀了他。56
就在这时，戈德温指责他的女儿不够坚强。“哎呀！”玛丽·雪莱在一本新的关于女儿渴望父亲的小说中写道，“我挚爱的父亲回避着我，他用他的严苛，或者是一种更让人心碎的冰冷来对待我。”某种“恶毒”的东西好像让他蒙蔽了双眼——在现实中这恶毒可能就是玛丽的继母。《玛蒂尔德》（Matilda），这部在1819年下半年那黑暗的深井中喷薄而出的作品，讲述一个女儿在弥留之际的忏悔，她郁郁寡欢的父亲结婚后不久就失去了他死于难产的人生挚爱——这完全就是戈德温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关系。“哦，我挚爱的父亲！你的确让我陷入巨大的痛苦，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多么真诚地原谅了你，而且在我努力想要去安抚你无边的悲伤时，你是多么完完全全地占据了我心灵的全部。”这是玛丽·雪莱给她父亲的讯息，而他认为，位于故事核心的乱伦之爱太过于耸人听闻而不适合发表。
乱伦并没有实际发生。这是一种由于丧失和悲伤而产生的真挚感情：是的，这是激情；性嫉妒，当然有；但是父亲对她的占有欲并不是色情的。这更加接近于一种绝望的浪漫渴求——一种父亲渴望在女儿身上重拾他失去爱人的方式。玛蒂尔德和她的父亲将自己视作被放逐之人，和人性相左，但是，这些虚构人物的呼喊中透露出的，是若隐若现的忏悔的真相。同样揭露真相的，是玛丽·雪莱关于她极端抑郁状态的直接描述，她在写这部中篇小说时正是处于这种状态。
当玛蒂尔德正为她父亲的刻薄言语而心碎时，一个叫作伍德维尔的诗人尝试用温柔的仁爱之心来安慰她。“你绝不能将我从与你的结合中隔绝”，他恳求道。从某种程度上她能够回应：“他言语和思想中的诗性将我套牢……聆听他如蒙天启的言辞是一种忧伤的愉悦；同样的，还有在一个瞬间捕捉到他眼中的光亮；去感受那暂时的同情心。”但是最终，除了她父亲对她的抛弃，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她被抑郁所困，变得无法接近。她还怀疑伍德维尔是为了实现在诗歌创作中的某些戏剧效果而故意激发她的情感表达。57
玛丽不会去责怪她自己的父亲：“常常是他行为上的缓慢，以及在理解力和进入他人情感能力上的迟钝，让他冷眼相待并压制了那些他所爱之人的想法，如果他之前做充分的准备，他本可以热情地接受那些想法。”
§
当弗兰肯斯坦制造的生物要求一个伴侣时，他期待得到“对我的存在至关重要的共情心”。玛丽拥有了带着这种共情心的伴侣，并有理由期待它能延续终生。但是所有的幸福都在雪莱溺水身亡的时刻消逝了。那是在1822年7月，他正在斯佩齐亚海湾乘船航行。他死亡时玛丽只有二十五岁，这让她接下来二十六年的余生都是“孤单！哦！多么孤单”。
在她的后半生中，她的《日记》发生了变化，因为这成了她唯一的伴侣——除了她最小的孩子珀西·弗洛伦斯（Percy Florence）以外。这个孩子在1819年年底出生在佛罗伦萨，这是唯一一个能把她和小说中那个生物称之为“生存之链”的存在连接起来的孩子。对于一个有她这样过往的女人来说，当她已经没有丈夫做她的庇护伞时，她作为已婚女性的身份便不能够让她被社会接受。她接下来的第一站是去热那亚，在那里英国人“恶毒”地回避了她。雪莱的朋友爱德华·特里劳尼（Edward Trelawny）如是观察到。
她的岳父要求，如果她想要儿子接受雪莱家族的施舍，那她必须把他带回英格兰。尽管玛丽在1823年顺从了，但是提摩西·雪莱爵士从此以后拒绝再见到她。
玛丽事先就知道，“羞耻”在英格兰等待着她，那是一个她会“越来越憎恨（如果可能的话）”的国家。她低调地生活，并出于对珀西·弗洛伦斯的考虑深藏了她的愤恨。唯一的情感出口便是她在书桌里留存的《日记》，以及雪莱的诗歌《阿多尼：约翰·济慈的死亡挽歌》（‘Adonais:An Elegy on the Death of John Keats’）。这首诗中，他描述了天才在实现永生的途中所需要承担的风险：58
……我的心灵之舟被驱使远离海滩，
远离那些颤抖的人群，
他们的船帆从未直面狂风暴雨；
撕裂厚实的大地和球形的天空！
我隐隐恐慌地在远处忍耐
当阿多尼的灵魂，如同一颗明星，
穿越了天国最深处燃烧的面纱，
闪耀着永恒的灯塔。
雪莱将大众舆论称作一种面目模糊的“群体”，而玛丽指控这种大众舆论是“男性的麻木”。她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可怜并不被保护的女性”而被“鄙视”。她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和一位女性艺术家讨论，她是为雪莱、克莱尔、阿莱格拉和威尔小耗子在罗马画过肖像的阿梅利亚·库兰（Amelia Curran）。她应该因为自己德行有亏而被躲避吗？有些时候，她几乎成了厌世者。
她说，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无与伦比的已经离开我的人们，是他们拯救了他们的种群，如果不是他们，我将会憎恨那个强大只为压迫他人、道德只为贬低他人的性别”。她是多么希望得到确认，她“并没有彻底和我的种群脱离”。
我属于英国吗？她问自己。在巴黎，一个像她一样的作家会被热烈追捧。她年轻、相貌可人、举止安静得体，还写了一部会名扬千古的小说。但是在这里，在伦敦，她的成就却没能够减轻她的孤立无援。
“为什么雪莱的伴侣无依无靠，”她问自己，“我仍然年轻……但是我可能不会再去爱除了死去的人之外的任何人。”最后，在1825年1月30日，雪莱死后的两年半，她接受了自己作为公众耻辱的身份，这身份已无法被改变。
“我是一个异类。”她总结道。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二十九首贴切地表达了她的绝望：我“一旦失去了幸福，又遭人白眼，就独自哭泣，怨人家把我抛弃”。在1826年，她出版了一部名为《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的小说。这个小说讲述了一个从一场瘟疫中最后存活下来的人的故事，它充斥着作者的孤单。
但是，她一如既往地能够记起母亲的坚强。她会用西塞罗的语句来让自己的决心更加坚定：“没有恐惧，不信任任何人——永远不可被打倒”。为了让自己在公众面前仍然精神振奋，她需要回避自己曾和雪莱婚前同居一事。在1831年修订版《弗兰肯斯坦》的前言里，她机智地用了“我的丈夫”一词，这暗示着她的婚姻在他们1816年去瑞士旅行之前就发生了。59
先于其他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的女性作家，她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生活需要被分开来看。她是被迫要在阴影中栖居的那类人，她只能在默默无闻之中找到解脱。尽管玛丽遵照职业习惯，每几年就发表一部小说或传记，因为她很需要这份工作带给她的收入，但是她更熟悉的，是那种“用黑夜与微不足道的默默无闻包裹住自己的欲望”，而并不是将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那是“男人们观察的主题”。
她如此被封缄在黑暗之中，和雪莱在一起那八年的记忆维持着她的生命，因为是他将《弗兰肯斯坦》看成是那个时代最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没有什么可以挫败那样的信心。她拒绝了两次求婚（一次是美国演员约翰·霍华德·佩恩[John Howard Payne]在1825年的求婚，另一次是法国作家梅里美
通往《弗兰肯斯坦》的创作之路是一场女性自我创造的实验。通过借鉴丝丝缕缕她自己的经历，玛丽·雪莱在一部关于局外人的艺术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书写的自我。与此同时，她作为女儿对戈德温的尊敬，以及她作为母亲的责任，让她和那个屈服于愤怒的怪物南辕北辙。可以说，他向恶的转变并不是由于被忽视而造成的，而更多是由于他给自己讲述的那个充满愤恨，并不断要求复仇的故事。而这种心态，也解释了人类野蛮历史的成因。
如果玛丽·雪莱的青春是一场实验，那么克莱尔·克莱蒙作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更加大胆的信徒也尝试了一个平行的实验。我们很容易会把她给拜伦的信看成是一个关于一时痴迷的寻常故事，但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实际和野心有关。她一心只想要去做一个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戈德温式的人，并能够对自己想实现的事情直言不讳。拜伦对她小说尖刻的回应实际上只是个人恩怨加上传统上对有志写作的女性的漠视。玛丽·雪莱在拜伦面前是沉默的；她崇拜他的诗歌，并为他誊写，完全没有期待他会认可她的才华。60
尽管克莱尔羡慕玛丽·雪莱的成就，但是她足够坚定到去为玛丽产生一种原初女性主义的自豪。她说：“当我想到（玛丽）是一个女性并迟早要证明那个对我们有利的观点时，我感到嫉妒。但是我又是多么欣赏一个可爱的女性拥有强大并受到过良好教养的智力啊！”
克莱尔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再尝试创作小说。她倒是写了一部讽刺拜伦的《唐璜的种种迹象》（‘Hints for Don Juan’，构思于1820年2月）和《意大利来信》（‘Leters from Italy’，1820年4月到8月期间）。这两部作品都没能保留下来。在许多年后的1836年，她发表了一个故事叫作《杆子》（‘The Pole’）。但是她在公众视野中的成就是在音乐方面。早在1820年当雪莱的小分队在比萨时，雪莱就安排了一位音乐大师扎内蒂（Zanneti）训练克莱尔做职业表演。在比萨，她尝试了罗西尼1817年的新歌剧《灰姑娘》（La Cenerentola）中的序曲；她还唱过莫扎特的咏叹调；雪莱说她的声音“仿佛夏夜的呼吸”飘在星光璀璨的水波上。在咏叹调的结尾，她绵延的音色将诗人的灵魂悬浮在“那丰满的翱翔中”。
雪莱此刻赞颂克莱尔·克莱蒙，并在他最伟大的诗篇之一《给歌唱的康斯坦堤亚》（‘To Constantia,Singing’）中用了她的昵称，康斯坦堤亚[9]。这首诗表现了克莱尔身上能够激发雪莱灵感的“血肉与生命”。这首诗比一切可以证实的事实，以及克莱尔自己隐瞒起来的事实，都更具有说服力（在她弥留之际，她说多么希望自己可以不要将那些“我从不敢冒昧言说的事情”带进坟墓）。这不是革命性思想所引发的智性兴奋，而是他对于一个女性的声音产生的、搏动在血液里的反应：
你的声音缓慢升高如同灵魂徘徊
用柔软和安息的翅膀笼罩着它
你雪白手指间的血肉和生命61
将巫术带入乐器的和弦中
——我的头脑狂放——我的呼吸急促——
血液在我的躯体中聆听，
拥挤的人影，快速且浓密，
落在我流泪的双眼前；
我的心如同火焰般加速跳动；
如同一滴清晨的露水在一缕阳光中逝去，
我也在这强烈的狂喜中消散。
拜伦嘲笑那个有着黑色短发的“头脑奇怪的姑娘”，而雪莱却看到了一个能够让他兴奋至极的年轻女性，她能带领他飞升天际，到达“自然最崇高领域的边缘”。
“康斯坦堤亚转过身来！”他命令道：“是的！在你的眼中，光明一般的力量贮存。”即使她双唇之间的声音停歇时，那力量也在她的喘息和跳跃的发间徘徊。
玛丽并没有读到《康斯坦堤亚》。雪莱以假名“普雷耶”把它发表在《牛津先驱》（Oxford Herald）上。对于玛丽来说，克莱尔和雪莱的距离太近了。我们并不知道他和克莱尔是否有情人关系，但他们之间无疑是有火花的。当玛丽对孩子的哀悼取代雪莱，占据了她的注意力中心时，他还曾想过带克莱尔到中东去旅行。后来，克莱尔说，她在某些方面对雪莱的了解比他的妻子还多。
克莱尔的另外一个完美的纽带是和阿莱格拉的。“我的生命”，她如此称呼那个金发的小姑娘。克莱尔的悲剧不是和拜伦的分离，而是和阿莱格拉，因为阿莱格拉将会属于拜伦，并享有一个贵族女儿的特权。克莱尔思念着她，为把她扔给一个那样没有责任心的男人而忧心。
拜伦无法相信克莱尔能做一个好母亲。他把四岁的阿莱格拉放在了离拉文纳十二英里外的巴尼亚卡瓦洛的一家修道院里，为的是要“在天性允许的程度下”尽可能修正这个孩子的错误。修女们被告知，她虚荣而且固执。修道院的规则是要监禁一个女孩直到她十六岁。所以拜伦把阿莱格拉永久与她母亲隔绝开来；他忽略了克莱尔对他的提醒，他们之间曾有协议说这个孩子直到七岁之前不能离开父亲或者母亲；他还拒绝了克莱尔反复要求去探望孩子的请求，并在接下来孩子生病的时候，对孩子要求父亲探望的请求置之不理。阿莱格拉在1822年的春天死于斑疹伤寒。62
拜伦把她的尸体送到英格兰，并把她埋在自己的学校，哈罗公学。尸体被埋在了教堂门外一个没有标记的地方，和那些埋在受祝福的神圣墓地的人们分开。甚至没有哪个狂妄的欺凌者或者性侵犯会受到像阿莱格拉这样被排挤的待遇。
克莱尔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最坏的事已经发生过了。她将在余生里都憎恨拜伦——她说，甚至超越生命。克莱尔的这次丧失，加上两个月后雪莱的离世，剥夺了她所在乎的一切。在悲痛之外还有疾病。她被告知自己的腺体长有肿瘤，但她必须要找到工作。
克莱尔继续前行到了俄罗斯，在一个没人知道她黑暗历史的偏远地方做了家庭教师。克莱尔后来因她和雪莱以及拜伦之间异于常规的关系而被人们记得。但是，对于未来的女性更重要的是，她在这个时候所选择的独立人生，是被她和其她独立女性之间的纽带所鼓舞的。“自由女性的数量在大大增加，”她写给玛丽，“她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俱乐部，建立一个她们自己的社会。那些走上歧路的女性反而那么富有才华和敏锐，以及心灵真实美好，如果将这些汇聚成一个俱乐部，她们的社会将……以其艺术和教养而闻名。”尽管在比萨的玛格丽特·蒙特·卡谢尔，在伦敦的玛丽和在俄国的克莱尔并非身在一处，她们之间通过信件而保持的联系的确实现了克莱尔在她和雪莱夜间讨论时所梦想过的、那个“女性的地下社群”。63
玛丽的沉默和克莱尔的沉默一样，并不意味着她们对命运的打击屈服了。她说：“我相信我们是为了接受自我教育而被送到人间的。”在雪莱死后，她用她的笔养活自己和儿子，一直鼓励她的玛格丽特·蒙特·卡谢尔告诉她，“创作当然是忧郁的最好解药”。
她的下一部小说叫作《瓦尔波加》（Valperga），这是因司各特而风行一时的历史小说体裁的一个女性主义版本。她的父亲编辑了她的作品，而她在1823年此书出版时也把报酬给了他。戈德温在她回伦敦的那年当然是在场的；她和戈德温夫妇同住了一小段时间，就在他们位于斯特兰德大街东部鹅卵石铺路的新房产里。住在那的第一个星期里，她的父亲陪她去剧院看了《弗兰肯斯坦》的一次舞台改编。但是她不能够对他诉说自己的抑郁，特别是在威尔小耗子死后，他使她无法表达她所承受的抑郁。她特别体贴地不去叨扰戈德温，并在他卷入危机的时刻挺身相救，因为他的青少年图书馆从未远离债务问题。
这种沉默的压力却打开了一种非凡的内心表达的闸门。玛丽·雪莱在《悲伤日记》（‘Journal of Sorrows’）中的沉默之声，释放了那些关于转变和丧失的情感。她将自己视作一个曾被超人拥抱的人类，他的离开让她在旧日的环境中心神不安。她被标记成了他者。她可以如此对雪莱的影子讲话，他可以理解她。但是更多的时候，她不相信和死去之人的对话，所以她只能孤独地言说。这个声音接替了那个小说中生物的洪亮哀鸣，或者这是他那个夭折了的伴侣可能会有的声音，宣泄着她那被阻挠的生命的咏叹调。
玛丽·雪莱的日记和克莱尔·克莱蒙的信件是她们作为写作者的力量栖居的地方。在雪莱死后，这些私人信件和日记是承载她们言语的器具，这些女性为了活下来，必须要将这些言语隐藏起来。似乎她们每个人身上要保持绝对沉默的压力，带来了更高强度的文学言语的出产，这是在女性的公众话语权利被剥夺的年代，在她们可以使用的私人的文学体裁中发生的。64
玛丽·雪莱构想出了一种女性的历史，并把这个想法在1830年向约翰·穆雷提出。她或许以此实现了克莱尔关于女性地下社群的想法。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女性以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没有人比她更适合将这个话题带到历史的台面上来，但是穆雷拒绝了她。女性的历史将一直被尘封，直到奥利芙·施赖纳在1880年代末期又重新构想出来，并最终被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9年（玛丽·雪莱之后一整个世纪）通过她自己的出版社公之于众。
在《弗兰肯斯坦》和《日记》之外，玛丽·雪莱的第三大成就是她在1839年对雪莱诗歌的编辑。由于雪莱的父亲禁止她加入她自己对诗人的回忆，她在注释中塞进了一些传记细节。她记录了雪莱对“革新人类的激情”如何与他对人性的洞察力共存，因此，他“从来不会被欺骗”。他可以从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短语中看到人的性格，因此他不会因为忘恩负义或背叛而感到失望，因为他会预见到这一切。
戈德温死后，他最终如自己所愿，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合葬在他们当年结婚的地方，老圣潘克拉斯的教堂墓地里。1851年，五十岁出头的玛丽过早地死于脑瘤。那时，铁路已经穿过了教堂墓地，她的儿子珀西·弗洛伦斯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戈德温的遗体移到了他住的地方，伯恩茅斯的圣彼得教堂的地下墓穴里。玛丽·雪莱被埋在她父母中间。
忠诚的珀西，现在已接受了遗产变成了珀西爵士，和他同样忠诚的妻子，雪莱爵士夫人（原名简·圣约翰[Jane St John]）承担起了宣传雪莱的工作。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将雪莱作为一个危险革命者的形象变成了一个爱丽儿（Ariel）一样的人物，他是一个被厄运诅咒的、超凡的精灵，而他们对玛丽·雪莱形象的描述充斥着维多利亚时期的感伤情绪。一幅画描绘了她在1814年，在那个命中注定的六月，她在她母亲的墓地遇见雪莱的时刻。这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大众希望看到的场景：一个谦逊的纯洁少女在诗人前倾靠近她时，娇羞地躲避着他的示好。于是，她内心的声音在一个多世纪以来都被掩盖了。但是那声音就在那里。打开她的《日记》，你就能遇见她。65
对她来说，“最可鄙的人生便是，你活在这世上，但你所有的激情和情感都无法被付诸行动”。她无所畏惧，并决心“要深入到我自己内心最偏远的山谷里去——拿着自我知识的火把进入最深的角落”。但是这种探险并非是自我沉溺的，并不像那个注定失败的怪人弗兰肯斯坦，因为她带着“一种温柔”向志趣相投之人张开双臂，她们与她一样，需要去“撕开这个怪异世界的面纱，并像鹰眼穿透太阳一般去刺穿它”。
注释：
[1]第她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遗传学家后来会发现的事实：在XY染色体中，X决定了男性（和决定女性的XX不同）。在性别差异的最开始（也就是说从怀孕开始），男性就是女性的一个变种，这和由男性传播的《圣经》中的说辞是相反的。（若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原注）
[2]第在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巴达维亚共和国（荷兰）之间的《亚眠和约》给拿破仑的战争带来了短暂的停歇。
[3]第即F.S.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比希·雪莱出生于纽瓦克（Newark），他是一个磨坊主寡妇的儿子，母亲嫁给了一个英国移民，他是贵族家庭的贫困远亲。生意失败后他伪装成“药剂师”，尽管只是江湖庸医。理查德·福尔摩斯（Richard Holmes，Shelley:The Pursuit，第10页）把比希称作是一个新世界的人物，他高挑、坚毅，充满能量。他曾和一个富有的牧师十六岁的女儿私奔，后来又通过和一个贵族家庭的女儿第二次私奔，获得了社会声望与土地。
[4]第《科马斯》是约翰·弥尔顿的一部诗剧。这是一部1634年曾在勒德罗城堡表演的假面剧。科马斯和古希腊的狂欢之神有关，他拐骗了一位品行端正的贵族小姐，然后劝她喝下他迷人的纵欲之酒。这位贵族小姐代表着她严守的贞洁原则。
[5]第译自德语的这一版译文被认为是现存最好的，至今仍被企鹅经典系列使用。
[6]第后来在1821年，当雪莱因经济事宜必须给他孩子们的监护人休谟医生写信时，他除了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一下他们的健康和智力发展情况之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关心。他很典型地沉溺于自我的世界，他更关心的，是他自己由于“被禁止履行家长职责”而受到的“史无前例的压迫”。
[7]第最开始克莱尔把她叫作阿尔巴（Alba），意思是黎明。阿莱格拉是拜伦选的名字。
[8]第勒索是在伊莱娜死后才开始的。理查德·福尔摩斯推断（Shelley:The Pursuit第465页），雪莱为伊莱娜支付的抚育费用应该也停止了。他指出（471页），爱丽丝可能是孩子的母亲，她在1819年1月生下了她，而她的流氓丈夫（爱丽丝在那不勒斯同他结婚，他们也在那里离开了雪莱夫妇）输掉了钱，于是教唆了这次勒索。西摩提出了关于为什么爱丽丝会对霍普纳夫妇扭曲这个故事的问题。她提出，她可能是被孩子的死亡扰乱心绪，希望能指责雪莱。但是接下来，经过广泛地捕捉信息并精心地筛选了证据之后，西摩（227页）认为最简单的解释却反而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个解释是，雪莱选择收养了这个被他曾视作是“那不勒斯被监护人”的小孩，而那个“争吵”是因为玛丽并不希望负责照顾这个孩子。
[9]第康斯坦堤亚出自美国小说家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的作品《奥蒙德》（Or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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